教育技术服务教育强国建设：溯源、要义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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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会 周亮.教育技术服务教育强国建设：溯源、要义与路径,2024,30(5):003-015.DOI:10.3969/j.issn.1673-8454.2024.05.001
本期特稿·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研究
教育技术服务教育强国建设：溯源、要义与路径孙立会 周亮摘 要： 强国必先强教，教育技术在数智化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肩负服务强国建设的历史使命。追本溯源，教育技术发展史均与各国“教育强国”的发展路径耦合相连。教育技术服务教育强国建设的内涵在于构建中国教育技术学自主知识体系，在教育技术学科自身强大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数智化技术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发挥教育技术作为教育“方法论”对教育学科的全面支撑作用，进而在多学科领域中应用教育技术服务强国建设，最终推动教育技术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上的强国作用，培养服务强国建设的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上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教育技术服务教育强国建设的行动路径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实践化的创新理论成果指导学科建设，立足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动教育技术学科本土化纵深发展，发挥教育技术的方法论作用支撑高质量教育体系全面变革，讲好教育技术中国故事为世界教育创新发展提供智慧范本，完善教育技术服务教育学科发展与创新人才培育的顶层设计。
关键词： 教育技术；教育强国；自主知识体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 G43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8454（2024）05-0003-13
作者简介： 孙立会，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北京 100081）；周亮，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1）
一、引言
2023年5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建设教育强国，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先导，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支撑，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教育强国”源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该政策文件中首次出现与“教育大国”相对的“教育强国”概念，明确提出“强国必先强教”，把“强国”与“强教”直接关联起来，把“强教”作为“强国”的必要条件[1]。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大力推进教育事业发展，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上，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教育强国战略被先后提出并实施。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党的二十大报告也两次提到“教育强国”，一次是在报告的第三部分谈及“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时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一次是在报告的第五部分谈及“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时强调要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由此观之，教育被赋予新的战略地位和历史使命。强国必先强教。教育技术学作为教育学的二级学科，肩负着服务教育强国建设的历史使命。尤以生成式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革命正从各层面赋能强国建设。基于此，教育技术作为研究教育与技术关系的学科，如何服务教育强国建设是其面向数智化时代发展的应然命题。
二、教育技术服务教育强国建设的历史溯源
教育强国战略是党的教育方针政策的基本遵循。教育技术服务教育强国建设的愿景与行动一直贯穿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同时，国际上不同国家在不同阶段都非常重视教育技术对于教育高质量发展和强国建设的支撑作用，并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和措施，这为新时代我国教育技术服务教育强国建设提供了国际经验。事实上，我国优秀的历史文化足以支撑独立自主的教育技术学知识体系构建，我们借鉴国际经验的同时，也要重视自己的文化宝库，教育技术学的本土化发展要根植于中国的文化基因。
（一）国际追溯：教育技术之于教育强国的国际经验
纵观世界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和历史经验，无不体现教育对国家发展的关键作用，无不重视教育技术对教育变革和强国建设的重要支撑。世界上最早的教育技术，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两河流域苏美尔人发明的“泥板书”图画文字。泥板教学的目的在于帮助学生认识记录在“泥板书”上的文字。泥板的发明使教学更加直观，提高了学生识字的效率。苏美尔人有专门的书吏学校。泥板书用来教授文字、数学、天文等学科，是教育和传播知识的重要工具。苏美尔文明也被认为是“泥板上不朽的苏美尔”。14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催生教育技术理论的发展和新教学工具的发明，被视为近代教育技术的开端。1658年，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Comenius）通过图画出版了150幅插图的《世界图解》（Orbis Pictus）。其利用图形、图表、地图等视觉元素，将复杂的信息和知识简化、可视化，使学生更容易理解和记忆。他认为，“在可能的范围以内，一切事物都应该尽量地放到感官跟前”。《世界图解》的出版标志着教育技术学的正式诞生。而现代教育技术的发端，国际上一般认为是从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视觉教育”中脱胎而出。1906年，《视觉教育》（Visual Education）一书出版，美国掀起轰轰烈烈的“视觉教育运动”，这对世界各国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均产生意义深远的影响。教育技术由此真正被人们所关注，在国家发展和教育变革中发挥重要作用。
而教育技术受到高度重视并得到飞跃发展源于二战时培养大量高素质士兵的需要，而又以1957年苏联卫星上天为刺激原点，让西方发达国家意识到技术之于教育的潜力，进一步加速了教育的信息化进程。1958年，美国颁布《国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明确提出，为提高学科的教学水平，要求大力更新设置实验室、视听设备、计算机等现代化教学手段，提高师资及教育教学的质量。1985年，美国提出“2061计划”，旨在大力提升全体美国人的信息素养、技术素养等科学素养。经过多年的发展与变革，美国的教育发展已跃居世界领先地位。随后，美国政府更是连续出台一系列政策、法案，以支持教育技术的发展。例如，从20世纪90年代出台的《美国2000：教育战略》（American 2000: An. Education Strategy）、《2000目标：教育美国法》（Goals 2000: EducateAmerica Act），要求将学校教育信息化作为改革的基本着力点，高度重视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再到如今美国教育部教育技术办公室积极推进的教育数字化转型，无一不体现教育技术对教育变革和国家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此外，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高度重视教育技术之于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作用。例如，日本1987年出台《教育改革推行大纲》，提出教育要面向国际化和信息化；1996年发布《展望21世纪国民教育》报告，提出要培养学生利用信息技术进行表达的能力；2023年发布《中小学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应用指南》，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中小学教育应用指明行动方向。
从以“泥板书”为标志的古代教育技术，到近代的“教育图解”，现代的“视觉教育”，再到如今教育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国际视域下教育技术的发展史及其对于教育变革和强国建设的赋能作用，值得我们思考和学习[2]。尤其西方发达国家对于数字技术教育应用的重视，包括关注公平、包容和安全的教育，强调基础设施与标准体系建设，以及关注多边合作的数字合作机制等方面，将会为我国教育技术赋能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更多的借鉴参考[3]。
（二）本土溯源：教育技术之于教育强国的本土基因
国内教育技术的发展一直深受国外影响。在中外教育技术学科交流中，我国进多出少，存在明显“逆差”。我国教育技术学概念、理论与方法，多是从其他国家进口。这样的状况，国内教育技术界也早有意识到并致力于改进，提出构建本土化教育技术学的目标和理想。然而，成效不尽如人意。例如，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s and Technology, 简称AECT）对教育技术的定义，几乎取代中国沿用半个多世纪的“电化教育”名称和定义。固然，名称的变化有其适应时代和世界发展的积极意义，但这种变化是对国际经验的全盘吸收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甚至AECT的“94”定义也一直被沿用到今天。追本溯源，我国教育技术赋能强国建设早在萌芽之初便深受国外影响。自鸦片战争以来，教育技术便与“救国”“强国”紧密相连，就蕴含技术变革教育、教育技术服务强国建设的愿景。在新兴资产阶级“经世致用”教育思想的引领下，从林则徐的“师敌之长技以制敌”到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再到洋务运动创办的军事学堂、技术实业学堂及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无不被西方的思想文化所浸染。20世纪初，幻灯机和无声电影等开始被引入中国的课堂教学，打破了“一块黑板和粉笔”的传统教育模式，标志着我国教育技术的发展进入了以“幻灯、投影、无线电”为载体的“电化教育”阶段。
然而，教育技术无论是最初作为“舶来品”引入，还是之后的“本土化”构建，都难以摆脱国际教育技术的影响。归根到底，中国教育技术的本土化发展缺乏本土的文化基因，缺乏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入挖掘，借鉴国际经验的同时，丧失了学科的自主性。因而，教育技术服务教育强国建设要根植于中国的文化基因，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同时，更要挖掘本土文化宝库中的优秀文化资源。事实上，我国优秀的历史文化足以支撑独立自主的教育技术知识体系构建，教育技术学科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同时，也要重视中国的文化宝库。例如，日本教育技术借鉴我国明代科学家宋应星所著的《天工开物》，取名“教育工学”。“教育工学”的“工”取自“天工开物”的“工”，日本教育工学早期奠基人之一的西之园晴夫曾对“工”字作过释义：上面的“一（横）”代表“天”；下面的“一（横）”代表“地”；中间的“丨（竖）”表示天与地之间的连接，所以，“工”字意指教育技术是连接理想（天）与现实（地）的智慧[4]。由此可见，我国悠久的文明史蕴藏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宝藏，足以支撑我国教育技术服务教育强国建设。
三、教育技术服务教育强国建设的内涵要义
教育技术服务教育强国建设的内涵在于构建中国教育技术学自主知识体系，在教育技术学科自身强大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数智化技术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发挥教育技术作为教育“方法论”对教育学科的全面支撑作用，进而在多学科领域中应用教育技术服务强国建设，最终推动教育技术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上的强国作用，培养服务强国建设的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上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
（一）目标维度：为民族复兴培育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
建设教育强国的最终目的是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人才力量。随着数智技术不断介入教育教学，促使教育生态持续变革，迫使教学范式不断转型，培养“什么样的人”就成为教育技术服务教育强国建设的核心议题。换句话说，工业社会需要大批量从事重复劳动的工人，教育技术只需要作为工具关注知识与技能传授，而现代社会需要具有创新能力和批判思维的人才能满足教育强国的需求。因而，教育技术不再是支撑学生获取知识和体验的工具与方法，而是支撑学生思维和能力发展的思想与方法论。
从人学理论来看，过去教育技术辅助教育学科培养出的人是“抽象的人”“自然的人”，而教育强国背景下培养的人应该是“具体的人”“社会的人”。传统教育默认全体学生具有共同的本质和起点，教学的设计和实施并没有考虑个体的差异，而是将全体学生看作抽象的人。因而，教学过程往往都是相同的，忽视了每个学生的特点和差异，培养的学生往往缺乏创造性和独特性。随着以费尔巴哈（Feuerbach）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人本主义兴起，人们开始关注将学生作为教学的出发点和中心，开始强调学生是有生命的生物个体，把人的本质归结为自然本质，强调教学过程应该“顺应自然”，关注学生“天性”与“个性”。
相较于过去，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揭示了人的自然本质，把人的地位在哲学中凸显出来，具有重大意义，但其并没有揭示出人的社会本质，认为人的本质决定人的现实存在，把人的本质看作是一种先验的、永恒不变的东西。而马克思认为，任何现实中的人都是在一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的社会中活动着的人，孤立的、同社会隔绝的人是不可能存在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因而，教育强国背景下人的发展应该与社会生产发展相一致，旧式劳动分工造成了人的片面发展，数智时代智能生产要求人的全面发展，并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是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换言之，教育技术服务教育强国建设应该支撑教育培养“自由的人”“全面的人”“社会的人”，归根到底是培养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是培养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人，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培养人。
（二）学科维度：构建中国教育技术学自主知识体系
教育技术服务教育强国建设要求构建中国教育技术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国教育技术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首先要考虑东西方差异问题，归根到底要回到中国教育技术学该走中西文化哪条路的老问题。强调“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根源在于历史经验已经证明“照搬国际经验”无法很好地解决中国教育问题。回顾我国教育技术近百年的发展史，可以发现，我国教育技术学科已经发展出完备的知识体系，但是这些自主知识体系常常给人一种“搬砖”式或隔靴搔痒之感，缺乏中国特色[6]。从20世纪30年代的“视听教育”，到20世纪80年代的“信息化教育”，我国教育技术的学科建制、研究范畴、理论基础、实践应用几乎照搬美国的教育技术，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教育信息化和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例如，教育技术有力支撑函授教育、开放教育以及远程教育的发展，对于提高全民受教育水平，增强我国教育世界影响力具有重大意义。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我国教育技术知识体系缺乏一定的自主性，多为“舶来品”，尤其是学科理论和研究范畴，深受国际影响。并且，现今的教育技术很大程度上是为工业革命时代背景而设计，这与当前的数智时代背景显然不同。由此可见，教育技术赋能教育强国要立足中国国情，以中华文化为基，构建自主的学科知识体系。中国的教育理念强调“天命之为性，率性之为道，修道之为教”，并包括天人合一、身心合一、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教学相长等特点。孔子的“善其事，利其器”，荀子的“善假于物”，庄子的“道技合一”，老子的“辅万物于自然”，从诸子百家论教育到诸子百家论技术，都体现了诸子百家对教育过程优化的先前论述。从造纸术、印刷术的发明，到直观教具应用于教育，均体现中华民族对教育技术应用和教学资源开发的重视。因此，中国是教育技术的策源地，中华民族是教育技术的原住民[7]。
因而，构建中国教育技术学自主知识体系，首先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主立场，要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紧密结合，从中华文明宝库中吸收精华、汲取力量，把中华文化主体性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紧密结合、有机统一，才能在中华文化土壤上结出自主知识体系的丰硕果实，才能真正服务教育强国建设[8]。需要注意的是，坚定中华文化立场并非一味排斥西方文化，而是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即“中国的是世界的，世界的也是中国的”。其次要提炼标识性概念，完善教育技术自身独特的概念体系，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和文化精髓。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概念是知识体系的基石，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都基于一定的概念体系。概念是人们对世界的基本理解和把握，是知识的基础和来源。没有概念，知识就无从谈起，学术研究也无从进行。中国教育技术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需要进行高度抽象和学理概括，凝练出契合现代中华文明的教育技术学概念、命题、原理、逻辑、范畴等原知识点。在国际舞台上，中国的教育技术原创研究和理论产出相对较少，没有凸显中国的教育技术声音。例如，我们熟知的慕课、可汗学院、深度学习、翻转课堂都发源于国外，可见，当下中国教育技术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需要更多的概念创新和核心概念提炼。最后要创新传播方式和手段，掌握教育技术的学科话语权。教育技术学的话语体系是一种基于学科基本概念的言语表达系统，用于探讨教育技术学的各种概念、范畴和理论。话语体系的基本结构由言说者、言说内容、言说载体、言说方式等组成[9]。话语与权力密切相关，教育技术的话语体系构建必然会涉及话语背后的资源分配和权力分配问题。因此，构建教育技术学的自主话语体系，要在国际教育技术领域牢牢掌握话语权。
（三）技术维度：以数智化技术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
教育技术服务教育强国建设要求以数智化技术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工作备受重视，我国教育信息化实现跨越式发展。全国中小学（含教学点）全部接入互联网，“三通两平台”目标任务基本完成，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明显提升，教育信息化应用模式不断创新，这为迈向教育数字化新阶段奠定了坚实基础[10]。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推进教育数字化”写入“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部分，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为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发展教育数字化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数字化转型是世界范围内教育转型的重要载体和方向。数字技术为教育创新路径、重塑形态、推动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世界各国需要共同探寻教育危机解决的崭新方案。数字技术支持教育在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等方面创新，推动教育流程再造、结构重组和文化重构，改变教育发展动力结构，促进教育研究和实践范式变革，最终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11]。
具体来说，数智技术赋能教育数字化转型，主要体现在教育观念和教育方式的转型及技术之于人类学习的支撑作用上。近年来，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推动教育发生巨大变革，以重复记忆为主的浅层学习，已然不能适应人机融合的数智化时代的需求。因而，利用数智技术革新人类获取知识的途径，筛选高质量信息，为学习者提供丰富多彩的资源，同时创设多维联动的智慧学习环境，为学习者提供会话交流的机会，促使学习者从获取孤立的知识点到学会构建自身的知识体系和认知结构，已经成为数字化转型的重要特征。教育观念的改变也会导致学习方式从被动接受式转向主动探究式。学习不是简单的信息接收，而是要将新旧知识有机融合，在深度理解新知识的基础上，将其纳入自己的知识结构中。此外，数智技术也对教育教学和人类学习具有重要支撑作用。数智技术支撑创设从物理空间到多维融合的开放互联智慧场域，为深度学习的发生提供土壤；数智技术支撑开展从群体性评价到精准个性的多元化评价，为因材施教提供可能；数智技术支撑从“单枪匹马”的独立学习到“开发智慧”的协作学习，可以提供丰富的教育资源和交互机会。更甚之，数字化转型的最终阶段会形成人机具身融合的命运共同体。由此，在实践维度，充分利用数智技术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教育技术服务教育强国建设的基本逻辑。
（四）理论维度：从教育的“工具”转为教育的“方法论”
服务教育强国建设要求教育技术从教育的“工具”转为教育的“方法论”。作为“工具”的教育技术源于工具主义，这种认识忽视了教育目的，盲目追求“效率至上”，容易导致教育成为批量生产学生的工具。技术的发展史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至原始人的工具制作。这些工具制作活动紧密依附于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而原始人通常处于技术上的不自觉状态。换言之，他们难以区分技术发明与实践活动，大部分技术依赖于工匠的经验积累，而非专门的技术研发机构或机制[12]。然而，工业革命时代，“效率至上”成为一种无形规则，技术革新开始从生产实践中独立出来，追求更高的技术效率和独特的技术效果，成为专业技术研发的直接目标[13]。总的来说，工业革命催生技术工具论，即技术是实现目标的工具和手段，因此，人类为了将生活知识和生产经验传递给他人和后代，以文字教材、直观教具、音像媒体、程序教学机器、计算机教学系统等为标志的教育技术得以诞生并不断发展。
然而，工具主义视角下的教育技术难以摆脱“效果与效率”的考量，被视为无生命、被动地批量生产学生的工具，其主要作用是表示和描述知识，以提高知识传递的效果与效率，并不关注教育中人的发展。这种观点忽视教育技术与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环境、教育评价等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将教育技术简单地看作是一种中立的、无价值的、无意义的工具，而不是一种有生命的、有价值的、有意义的教育实践。现今，数智技术促使全社会发生颠覆性变革，教育系统正在经历从工业时代到数智时代的转变，教育事业发展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再以工具主义视角看待教育技术，很难发挥教育技术之于教育的支撑作用，难以实现教育技术服务教育强国建设的伟大目标。具体来说，工业革命后的现代教育制度设计，包括标准化、阶段性、时空受限、内容窄化等，这些特征塑造了教育的核心价值观，即效率优先和选拔制。然而，数智时代的教育迎来新特点，包括个性化、终身化、泛在化和人机互动。在这个时代，教育强国建设要求人们不断学习以适应快速变化的世界，强调个体和社会的和谐发展，要求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批判思维的人。因而，教育强国建设离不开教育技术，教育技术也不能再作为工具辅助教学，而是应该成为教育的“方法论”指导教学。一是帮助教师和学生更有效地进行信息的产生、选择、存储、传输、转换和分配，提高教与学的效率和效果；二是实现教育资源的共享和优化配置，缩小城乡、地区、学校、个人之间的教育差距，保障每个人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三是推动教育理念、教育模式、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的创新和变革，适应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需求，构建开放、灵活、多元、个性化的教育体系，培养适应未来社会的高素质人才。
数智化转型推动教育技术从“工具”转向“方法论”，意味着教育技术不再是连接技术与教育的桥梁和中介，不再是形而下的方法和手段，而是指导教育实践的“方法论”，开始关注教育中人与技术如何共生进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过去教育技术作为“工具”时，人们总是关注如何利用技术促进教学，而很少关注技术对人的影响。但是，技术滥用会导致人的异化，技术不合理使用甚至会产生相反的教育效果。作为“方法论”的教育技术，将技术视为人体的一部分，从整体角度去思考人（技术）与教育的关系，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应该适应人的发展和需求，而不能仅仅关注技术带给教育的最大化“效率”或“效能”。
（五）实践维度：在多学科领域应用教育技术服务强国建设
教育技术服务教育强国建设是当今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和战略选择，其涉及教育学、社会学、技术哲学等多个层次的理论和实践。从教育学的视角来看，教育技术服务教育强国建设是指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提高教育质量和效率，促进教育公平和创新，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人才。教育技术服务教育强国建设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实现教育的个性化、智能化、开放化和协同化。教育技术可以为教育提供丰富的资源、工具、平台和环境，支持教师的教学设计和实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和多样化的学习需求，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探究学习，提升学生的知识、技能、素养和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学生的终身学习打下坚实基础。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教育技术服务教育强国建设是指通过教育技术的应用，增强教育的社会功能，满足社会转型中的教育新需求，促进社会的和谐与进步。教育技术服务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是构建教育的社会生态系统，实现教育的社会化、网络化、数据化和智慧化，促进教育的社会共治和社会服务。教育技术可以为教育提供广泛的社会联系、交流和合作，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实现教育的无边界和无障碍，扩大教育的覆盖面和影响力，缩小教育的差距和鸿沟，提高教育的公平和包容，增强教育的社会责任和使命感，促进教育的社会适应和社会贡献，为社会的和谐与进步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从技术哲学的角度来看，教育技术服务教育强国建设是指在科技与教育的深度融合中，探索教育技术的本质、规律、价值和伦理，引导教育技术的健康发展，防范教育技术的风险和挑战。教育技术服务教育强国建设的前提是坚持技术的教育性，正确处理人机关系，充分尊重和保护师生的权利和利益，增强教育技术的透明度和可信度，保障教育技术的公平和正义。教育技术不仅是教育的工具，也是教育的对象。它既受到教育的影响，也对教育产生影响；它既有利于教育的发展，也带来教育的问题；它既有积极的价值，也有潜在的伦理。因此，教育技术的发展，必须遵循教育的目的、原则和规范，以人为本，以教育为先，维护教育的主体性、多元性和人文性，平衡教育的效率、效果和效益，保护教育的安全、隐私和权益，促进教育的公平、正义和道德。综上所述，教育技术服务教育强国建设是一种复杂而又必要的过程，需要从教育学、社会学、技术哲学等多个层次去理解和实践，需要在科技与教育的协同中，实现教育的优化和创新，为建设教育强国和社会进步作出贡献。
四、教育技术服务教育强国建设的行动路径
教育技术服务教育强国建设，就是要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工程，培养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因而，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实践化的创新理论成果指导学科建设，立足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动教育技术学科本土化纵深发展，是在教育技术学科自身维度上服务强国建设；发挥教育技术的方法论作用支撑高质量教育体系全面变革，讲好教育技术中国故事为世界教育创新发展提供智慧范本，是教育技术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支撑教育学科发展服务教育强国建设；而党和国家对教育技术服务教育学科发展与人才培育的顶层设计，是教育技术服务教育强国建设的根本保障。
（一）建设观：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实践化的创新理论成果指导学科建设
教育技术服务教育强国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实践化的创新理论成果指导教育技术学科建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时代特征、群众需要，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创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创新，为人民改变历史命运、实现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提供了科学指导和强大动力，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1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实践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15]。因而，教育技术学科发展和教育技术服务强国建设，要牢固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不断提高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成果视角看待“技术”，其并非经验层面上的一般实存之物，而是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关系。传统技术哲学对“技术”的认定，是从工具的使用开始的，而这一认定也为教育技术作为一门“工具”性质学科埋下了“偏见”的伏笔，由此也引发诸多问题。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成果认为科学技术是“伟大的历史杠杆”，是第一生产力，给人类社会和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带来了根本性变革，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的进程和人类的发展[16]。教育技术的发展也推动了“教育生产力”的变革，深刻影响着教育要素中人与人、人与技术以及人之思维方式的深刻变革，同时，数智技术进一步将各要素耦合相连，进而反作用提升教育的“生产力”。随着技术的日新月异，教育系统中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将要被逐步消除，取而代之的是厚植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实践化创新理论成果中的“系统观”“辩证观”，以及理性思维、开放意识、创新特征及合作精神。在数智化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实践化创新理论成果指导学科建设，重新发现教育技术的时代“魅力”，追溯发掘背后的“哲学根基”，从宏观上提高认识，建立本土化发展“自信”，摆脱纯“工具主义”倾向，更好地引领教育强国的未来建设和现代化发展。
（二）发展观：立足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动教育技术学科本土化纵深发展
立足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动教育技术学科本土化纵深发展，是教育技术服务教育强国的重要表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社会主义文明。它是物质与精神辩证互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型文明，旨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7]。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独特的中国风格和气派展现出来[18]。教育技术学科的本土化发展和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要坚持走自己的道路、走文化创新的道路，就需要立足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教育技术的发展历程，教育技术学人一直心怀教育强国的崇高理想，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和现实需要，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教育技术理论和技术，并将其与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紧密结合，不断创新发展，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新时代，为进一步促进教育技术服务强国建设的伟大目标，更要立足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历史，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相结合，将中国基因与国际经验相结合，进而推动教育技术学科的本土化发展。教育技术学科本土化发展要立足中国大地，吸纳中华文化，解决中国问题。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广阔的领土、众多的人口、丰厚的文化底蕴，必然与其他国家具有截然不同的文明风貌。因而，我们不能直接或完全学习其他国家的经验，必须立足中国大地，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实践化的创新理论成果同中国实际的教育问题相结合，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技术学科发展道路。
（三）服务观：发挥教育技术的方法论作用支撑高质量教育体系全面变革
建设教育强国，首先要建设高质量的教育体系，而建设高质量的教育体系离不开教育技术作为教育方法论的赋能。随着数智技术成为推动教育创新和改革的重要力量，教育事业及教育学科的发展或多或少都离不开教育技术作为教育“方法论”的赋能与支撑。教育技术作为教育的“方法论”，是指在教育研究和实践中运用系统的、科学的方法，对教育技术问题进行分析和解决的原则和过程。发挥教育技术作为教育“方法论”的作用，是构建和发展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支撑。由于历史原因、自然地理、生产力布局、发展阶段的差别以及社会文化观念的影响，中国教育体系内部的差别仍然较大，这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必须重视的客观现实。因而，教育技术作为教育“方法论”，要发挥促进教育公平和改善资源配置的关键作用，努力弥合教育系统内部的差异和不均衡问题，为实现中国各地区、各级各类教育的均衡发展贡献力量。
在全球化、数智化的大背景下，知识更新速度加快，终身学习已经成为必然趋势。构建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是我国教育体系改革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要实现这一目标，教育技术作为教育“方法论”，需要指导终身教育建设，打破时空限制，提供更加便捷、个性化的学习资源和服务；推广学分银行体系，建立学习成果的积累和转换机制，实现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的衔接，推动社会教育、继续教育的发展；建设一批新型学习中心，营造有利于学习的环境。通过这些措施，实现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目标，为提高国民的受教育程度，以及全体人民的全面发展、终身发展提供支撑。此外，教育技术作为教育“方法论”，要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指导教育变革与实践，其自身也要通过信息科技学科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和科学素养，帮助学生发展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为培养高精尖高素质的创新人才赋能。
（四）交流观：讲好教育技术中国故事为世界教育创新发展提供智慧范本
教育技术服务教育强国建设，要讲好教育技术中国故事，为世界教育创新发展提供智慧范本。讲好教育技术中国故事是时代赋予教育技术的历史使命，有助于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价值观，能够在国际上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增强国家文化的软实力。中国是世界大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的教育强国不仅是中国教育强，也要为世界教育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的是中国的，同样也是世界的”。
讲好教育技术中国故事，要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原则，推进教育技术国际化，构建教育技术世界共同体，提升中国教育技术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与影响力。教育技术工作者和学生应被鼓励和支持“走出去”，通过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外出进修或攻读硕博士学位等方式，接触和学习国际前沿的教育技术研究和实践，开阔视野，增强自身能力，同时也将中国的教育技术研究和实践带出国门，与世界各地的同行交流和分享。
讲好中国教育技术故事，要主动搭建教育技术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邀请国内外教育技术专家学者共同参与，分享自己的教育技术发展经验和成果，共同探讨教育技术服务教育强国建设的国际经验。通过加强国内外交流合作，教育技术服务教育强国建设的同时，也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我国已多次召开国际教育信息化大会，以此平台与国际开展教育信息化及相关技术领域的交流合作。这不仅推进了中外的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鉴，而且也有助于在全球文明多样化的大背景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让中华文明的影响力在世界舞台上得以提升。
讲好教育技术的中国故事，不仅要展现中国在教育技术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还要深入剖析成功的经验和原因，以及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和挑战。通过这些故事，中国教育技术可以为世界教育创新发展提供参考和启示，共同探索适应未来社会发展需求的教育新模式。
（五）政策观：完善教育技术服务教育学科发展与创新人才培育顶层设计
教育技术学科发展及其服务教育强国建设，均离不开党和国家的顶层设计。坚实的法律和政策保障，是教育技术服务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保障，也是教育技术支撑教育学科发展和服务人才培养得以畅通无阻的“通行令”。教育技术服务教育学科发展与人才培育的顶层设计可以分“两步走”：
一是开展对新时代以来我国颁布的有关教育技术各项政策贯彻落实情况的评估和监督工作，推进教育技术服务教育改革发展和创新人才培育的决策部署落地、落实和落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教育变革与发展，关注现代教育技术对于教育的强大支撑作用，作出加快教育现代化、教育数字化、建设教育强国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推动我国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使教育公平明显改善、教育质量明显提高，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的正确性。然而，由于体制机制的惯性、观念思想的惰性、改革的复杂性，以及区域和城乡条件的差异，许多重大决策的执行情况并未达到预期。推进教育技术服务教育强国建设，完善教育技术服务教育学科发展与人才培育的顶层设计，制定相关政策和规划纲要，绝非另起炉灶，而是要解决现实中政策落实不到位的问题，否则，空有好的政策却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19]。
二是要根据时代发展、教育需要、技术革新的现实情况，制定与时俱进的教育技术服务学科发展、人才培育的规划与政策。数智技术对教育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目标均产生颠覆性影响，必须重视技术对于教育的变革作用。一方面要制定监管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范围和时机，还要制定技术在教育中如何应用的行动指南或方案。只有将技术真正落实到教育教学中，才能发挥其真实的赋能作用，进而服务创新人才培养。另一方面，教育技术“产学研”学科建设也需要党和国家的政策支撑。教育技术的“产学研”建设致力于培养具有扎实理论功底、丰富实践经验和创新精神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是教育技术学科赋能人才培养，凸显生产价值和生产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20]。
五、结语
服务教育强国建设是教育技术面向数智时代发展的应然命题和历史使命。教育技术服务教育强国建设不仅需要实现自身强，还要对教育学科的支撑强，更要对通过支撑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培养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的服务强。教育技术服务教育强国建设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教育信息化服务教育强国建设工作的回应，也是实现“建成教育强国”目标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举措。教育技术服务教育强国建设，需要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借鉴国际经验和挖掘本土基因的同时，还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教育技术故事，为世界教育创新发展提供中国的智慧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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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al Technology for Serving a Stronger Education Nation: Traceability, Importance and Paths
Lihui SUN, Liang ZHOU（School of Education,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编辑：王晓明 校对：李晓萍
期刊简介
《中国教育信息化》创刊于1995年8月，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主办，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国家级学术期刊。期刊内容力求全面深入地记录我国教育信息化的建设进展、研究与应用成果和行业发展状况，开展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状况调研和教育信息化国际比较研究，服务于国家教育宏观决策；力求全面准确地把握教育信息化相关的方针政策和标准规范，及时追踪ICT前沿技术的发展趋势及其与教育的融合，深度挖掘教育信息化建设与应用的体制、机制创新，服务于我国教育信息化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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