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群嘲到群捧，我们还是没懂这部大片

但无论是以往的过于严苛的口诛笔伐，还是现在的口碑回温，都是同一审美上的来回拉锯，而对这部电影真正的问题却少有涉及。

简单来说，即使到现在，《英雄》仍然是张艺谋美学上最为分裂和混乱的作品。

这种分裂来源于张艺谋对于“酷”以及“礼仪”的误读。

从影片的语言风格上，我们就能看出张艺谋对于酷的追寻。

影片通片充斥的是那种古龙似的语言，那是一种把一句话都要当成一句话来使用的语言，它追求语言的机锋，对话从某种程度就像一场文斗，里面没有多余的废话，讲侯究一剑封喉的快感，和剑走偏锋的机巧，以及峰回路转的惊奇。

这种语言剔掉了所有生活本质的芜杂和毛刺，去除了惯常人有的情感的起伏与变化，呈现出一种简洁、清癯的美感。

这种语言本质上也就是去除了煽情，它要用冷峻、冷酷的语调来讲述那些惊心动魄的事情，它将生死日常化，又将日常仪式化，制造出一种迥异于现实世界的异世界。

在这一点上，张艺谋还是完成了对古龙的临摹，我们基本看不出影片主人公无名的心理变化，他始终语调如一地去刺杀去赴死，如同一块岩石。但张艺谋忘了，这种古龙式的风格，并非只是人物的语言方式，它涉及到人物的世界观，剧情的推进方式，以及人物的情感表达方式。

简单举个例子， 古龙的打斗场面，往往是他人没动，对方已经倒在了地上。为什么会是这样？

因为他表现得的是高手，高手之间的决斗往往在电光火石之间，如果这两个人，如同两头发情的公牛般打斗半天，古龙所营造的奇诡孤傲而又潇洒的境界也就荡然无存。所以古龙的世界里，往往很少有招数，因为一旦两个人开始数十招的套招，这两人就无可避免地与那些街头杂耍街头卖艺成为同类。

从这个角度来说，你就能理解王家卫的《东邪西毒》，这部显然也在向古龙致敬的武侠片处理动作场面的方法。在这部影片里，所有的打斗都是被王家卫的高速抽格的方法加工过的，呈现出一种模糊而又凌厉的效果。

王家卫用模糊掉它的方式，来保持影片的空灵。

而反观张艺谋，根本没有理解古龙的“省略”的妙处。在影片中有一段无名和长空两人意念比武的场面，这么古龙化的场景，他居然把它实拍出了来。

这一实拍，其实也就让那剧本那一点玄妙的趣味荡然无存了。

这种无所不用其极的渲染不止让张艺谋离古龙很远，也与他所追求的酷，离题万里。

除了影片的台词，影片其余的部分，如同琼瑶附体，是成吨的形容词无差别也无目的地随意投掷。

它们体现在影片动作场面中那些不厌其烦的慢镜头，体现在影片中无处在不地的煽情音乐，体现在影片无数次对于悲壮的不知节制的渲染上。

整部影片，看起来就像是张艺谋他们学着古龙写了个剧本，然后要演员们向像古龙的小说一样讲究节制，然后自己像个要死要活的琼瑶一样动容地拍起来。

这种不知节制，将张艺谋试图拍出先秦时代中国人的风骨也成了个笑话。

在鲁迅的《铸剑》中，眉间尺二话话将自己的头颅割下来送给黑衣人，这是真正的先秦风骨。它的凛冽之处在于，它的发生并没有预兆， 文章也没有大肆渲染，只是冷静地把它写了下来。这件事的骇异，与写作者的平静，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对照之中，让你生出一种森然的敬意。这种骨子里的热血，却又不以这种热血为意的平常，就是先秦人风骨的精髓。

而在张艺谋的处理中，比如最后无名的死亡，镜头无数次的切换，他像一个荣归的英雄般死去。这种大办丧事的处理方式，将影片本身的悲壮消弥于无形。真正的猛士，不需要世俗的那种夸张的处理，任何夸张，都是歪曲，任何以头抢地的恶俗，都是亵渎。

简而言之，一直无所不用其极地向观众骚首弄姿，这一点都不酷，真正的酷，是当这一切都是常事，任它就这样发生。

张艺谋特别不擅于表现酷就是这个原因，无论是《英雄》，还是他最近的《狙击手》都是这样。当牺牲发生时，他总是忘了影片整体的冷峻基调，而是像民间的白事一样马上唢呐齐飞地大操大办起来，将一种庄严，瞬间化为一种滥情的揽客手段。

从这一点来说，现在新晋的武侠片导演徐浩峰做得就好多了。

所谓的酷，所谓的规矩，所有的礼义，说到底，就是一种节制。对自我的欲望的节制，对讨好别人的节制，对迎合自我的节制。不放大的自己的苦难，更不可能以苦难作为由头，所以他的戏里，所有的人都是冻死迎风站，饿死打饱嗝。他们也不可能将自身的技艺作奇技淫巧式的卖弄，所以你在他的电影里，看到的功夫都是在人体极限内的日常动作。而徐浩峰，也知道任何滥情，其实都是对这种节制的羞辱，所以在他的电影中，冷调的冷感，极简主义，才是表现这一切的最佳手段。

张艺谋擅长表现的是压迫，这种压迫发生的扭曲，以及这种压迫所导致的让人瞠目的暴力。而酷，本质上却是一个自由人面对这个世俗世界的不屑一顾。前者会导致强烈，所以无论《红高梁》还是《影》，你都能看到一种从人与兽结合处迸发出的伟力。而后者，却需要的是一种平常心，一种不想去取悦别人的从容，一种并不想语不惊人死不羞的矜持自守。

作者简介：梅雪风，资深影评人，“梅理”公众号主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