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瓦的生活证明了束缚女性发展的“女性状况”的双重标准的存在，特别是对敢于说真话的女性的惩罚——当女性成为“看的眼睛”时，当她们批判男性的行为并实话实说时，她们就会受到惩罚。
对于生者，我们应给予尊重。对于逝者，我们应还他们真相。
《世界报》并不是唯一一个以性别歧视、蔑视、虚假的措辞和口吻宣布波伏瓦去世的媒体，他们再次给波伏瓦这个人定了调子。全球报纸和文学评论的讣告都指出，即使是在临终前，波伏瓦也在追随萨特，尽职尽责地占据她应有的位置：第二位。尽管萨特的一些讣告完全没有提到波伏瓦，但波伏瓦的讣告却一直都在提萨特——有时甚至篇幅很长，把写波伏瓦作品的篇幅压缩到令人震惊的程度。伦敦的《泰晤士报》宣称萨特是“她的导师”——作为一名哲学学生，波伏瓦“名义上是布伦施维克的学生，但实际上是由她的两个同学指导的：勒内·马厄和萨特”。但是事实上，波伏瓦就是布伦施维克的学生，在哲学上获得的成功与另外两人并无因果关系。倒是波伏瓦在马厄和萨特口试前辅导他们学习莱布尼茨，并对萨特的几乎所有作品给予了批判性的意见。萨特鼓励了波伏瓦的文学抱负，并鼓励她深入调查女性受压迫的问题，这启发波伏瓦创作了充满愤怒和指责的Le Seconde Sexe。
萨特确实鼓励了波伏瓦的文学抱负，毫无疑问，波伏瓦也珍视这位“无与伦比的思想之友”。但事实上，她的书叫作Le Deuxième Sexe（即《第二性》），而且在写这本书之前，波伏瓦已经发展了自己的哲学和对女性压迫的分析。《华盛顿邮报》倒是正确地肯定了波伏瓦的哲学家身份，但也称她是萨特的“护士”“传记作家”，以及“充满嫉妒”的情妇。我们可能希望在专业文学评论中得到更公正的评价，但这样的希望也落空了。1986年《文学传记词典》（Dictonary of Literary Biography Yearbook）年鉴中的“西蒙娜·德·波伏瓦”收录了整整7页的条目，都是为了纪念萨特和波伏瓦的一生。萨特是这段叙述的主体，是萨特使她感觉自己是“智力上的主宰”，并提出了《第二性》的概念。在《两个世界的回顾》（Revue de Deuxmondes）中，我们读到，即使在死亡中，“等级制度也受到尊重：她是第二，仅次于萨特”；“因为她是一个女人，波伏瓦仍然是她所爱的男人的追随者”。她是一个追随者，一个空的、没有想象力的容器：“波伏瓦和她的墨水池一样没有想象力。”这并不是她唯一的缺点。通过她在“大家族”中扮演的角色，波伏瓦限制并削弱了一个伟大的男人：“如果没有这堵围绕着他们这对情侣一点一滴建造起来的不可渗透的墙，如果没有这种精心维护的复仇，萨特的生活将会完全不同。”1991年，波伏瓦写给萨特的信以英文出版，其中包括波伏瓦叙述她与比安卡和索罗金的性接触的内容，她被称为“一个报复心重、操纵欲强的女人”，同时“令人反感、乏味、以自我为中心”。克洛德·朗兹曼当时反对这些信件的出版，他写道，波伏瓦和萨特年轻写信时都是“傲慢又好强的”：虽然波伏瓦有时会对她亲近的人不甚友好，但伤害他们的想法对她来说是无法忍受的：我从未见过她错过与她母亲、妹妹的约会，也从未见过她错过与闯入者的约会（如果她同意与他们见面的话），也从未见过她因为囿于某些过去的想法而错过与很久以前认识的学生的约会。
事实证明，朗兹曼的担心是有根据的，波伏瓦的话很伤人。在戴尔德丽·贝尔的传记公开了比安卡的身份后，比安卡·朗布兰写了一本自己的回忆录：《一件不光彩的情事》（A Disgraceful Afair），指责波伏瓦一生都在撒谎。用朗布兰的话来说，波伏瓦是“她自己过去虚伪的囚徒”。但是，用最糟糕的时刻，以及让波伏瓦深感遗憾的如木乃伊般逝去的自我来代表波伏瓦的一生，这样做肯定是有失偏颇的。波伏瓦可能是自己过去的人质，但她也是社会偏见的受害者；波伏瓦的生活证明了束缚女性发展的“女性状况”的双重标准的存在，特别是对敢于说真话的女性的惩罚——当女性成为“看的眼睛”时，当她们批判男性的行为并实话实说时，她们就会受到惩罚。就个人而言，在哲学和政治上，萨特都没有逃脱波伏瓦的批判。波伏瓦认为萨特的哲学有盲点，并出版了一些她的批判给世界看。尽管如此，波伏瓦还是选择了爱萨特。波伏瓦跟萨特一样，也葬在了蒙帕纳斯公墓。下葬时波伏瓦戴着红色头巾，穿着红色浴袍，戴着阿尔格伦送给她的戒指。波伏瓦受到世界各地团体的致敬，从蒙帕纳斯的社会党到美国、澳大利亚、希腊和西班牙的大学生。在她的葬礼上，人群高呼着伊丽莎白·巴丹泰的话：尽管这么说有些夸张，但波伏瓦是第一个承认有些女性觉得她的想法“令人沮丧”的人。在波伏瓦去世后的几天里，波伏瓦的最后一篇序言——这篇序是为小说《米路》（Mihloud）而写——出版了。这本书讲述了两个男人之间的爱情故事，引发了关于性和权力的问题。波伏瓦用自己的名声去推荐这本书，它讲述了一个很难被公开的故事：关于大屠杀、阿尔及利亚被虐待和强奸的女性、女权主义的斗争，或者一个天才女同性恋的异化。这些都是人性里许多人难以直视的方面。去世时，波伏瓦已经成名40年了，一生经历了各种爱与恨，诋毁与崇拜。成名以后，人们会拿波伏瓦早年与萨特的爱情故事来抨击她的道德操守，以及她的作品在哲学、个人和政治上的挑战——尤其是《第二性》。波伏瓦声称，如果男性想要变得有道德，他们需要承认他们的行为造成了世界上其他人的恶劣状况，并且他们在努力改善这种情况。波伏瓦还向女性发出了挑战——停止服从“做女人就得为了男人而存在”的谬论。作为一个人，当你被如此无情地从外部定义时，你是很难茁壮成长的。从内心来说，波伏瓦从来没有把自己视为“偶像”。波伏瓦在接受阿莉塞的采访时说：“我是为别人做西蒙娜·德·波伏瓦，不是为了我自己。”波伏瓦知道女性都渴望去效仿积极的榜样，人们经常问波伏瓦，为什么她要在自己的小说中书写那些没有实现她的女权主义理想的女性，而不是创造更多积极的人物角色。读者们指出在她的女性角色中看到了波伏瓦的影子，他们想知道：这些女性角色之所以辜负了她的女权主义理想，是因为波伏瓦自己也没有实现吗？波伏瓦回应说，她觉得正面的英雄“令人心生恐惧”，有正面角色的书没有意思。她说，一部小说“就应该是有问题的”。用波伏瓦自己的话来说，她的生活也是如此：我的人生历程本身就充满了问题，我不需要给人们解决问题，人们也没有权利等待我的解决方案。在这种情况下，你所谓的我的名气——简而言之，人们的关注——偶尔会让我烦恼。有一种要求让我觉得有点愚蠢，因为它禁锢着我，把我完全固定在女权主义的混凝土块里。
在波伏瓦的一生中，读者们因她的生活方式而拒绝她的思想，因为她爱了太多的男人，爱了错误的男人，或者以错误的方式爱了正确的男人（读者还不知道波伏瓦也爱了女人）。他们指责波伏瓦付出的太少或太多，过于女权主义或不够女权主义。波伏瓦承认，她对待别人的方式并不总是无可非议的。波伏瓦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遗憾，她和萨特的关系给其他人造成了痛苦。施瓦策尔提到波伏瓦曾声称自己与萨特的关系是她一生中最成功的事，她问波伏瓦他们是否是在平等的基础上成功地建立了关系。波伏瓦说，他们之间从来没有出现过平等不平等的问题，因为萨特“完全不是一个压迫者”。奇怪的是，波伏瓦也说过，如果（她）爱的不是萨特，她自己就不会受到压迫。有些人将这一评论归因于她逃脱了萨特的控制并有了职业自主性；女权主义者怀疑波伏瓦是否处在“自欺”中，是否将萨特置于“她生命中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在这里连她自己的批判眼光也不适用”。现在，毫无疑问，波伏瓦是批判过萨特的——尽管很多人可能觉得她批判得还不够。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位美国哲学家告诉波伏瓦学者玛格丽特·西蒙斯，她对波伏瓦感到愤怒，因为她在自传中写道“我们，我们，我们”。她自己在什么地方？她完全消失了。但波伏瓦并没有消失。她确实在用她的声音说话。她说“我们”，也说“我”，因为她相信：一个人可以既接近一个男人，同时也是一个女权主义者。
事实上，一个人可以接近很多人——男人们和女人们，同时还能做一个女权主义者。波伏瓦认为她最重要的是她的思想，萨特是她思想上无与伦比的朋友。波伏瓦的评论家称她是一种衍生品，缺乏想象力；甚至连波伏瓦自己的情人们都曾告诉她，她的书要么枯燥乏味，要么过于哲学。但萨特在波伏瓦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她“主要的鼓励来源”，是一位无与伦比的思想交流的对话者。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波伏瓦的内心是什么样子的，光靠叙述无法完全还原真实活过的人生。但从外部来看，我们不能忘记波伏瓦努力成为自己的样子。在某些情况下，波伏瓦会选择写一些“我”这个词被忽略的例子。在《时势的力量》一书中，波伏瓦声称自己在遇到萨特之前就已经有了存在与虚无的哲学思考，萨特后来因写作《存在与虚无》而出名，波伏瓦曾说：20岁时，我在我的私人日记中写到过存在与虚无的基本对抗，在我所有的书中探索过，但从未解决。
《归根到底》中有一段波伏瓦明确表示，她更喜欢与“对她很重要的人——通常是与萨特，有时是与西尔维”——共享生活。波伏瓦直率地说，她不会区分“我”和“我们”，因为“事实上，除了几段短暂的时间外，总是有人陪着我”。在晚年，波伏瓦把孤独描述为一种“死亡的形式”，而她自己则感觉到了“人类接触的温暖”，因而又回到了生活中。波伏瓦热爱哲学，但她想用它来表达“可感知的现实”，撕裂“传统的自我所巧妙编织的网”。在许多情况下，波伏瓦选择文学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因为她笔下的人物在相互接触时可以变得栩栩如生。尼采认为爱是没法教授的，但是波伏瓦认为她可以把爱表现出来。在她的小说中，波伏瓦给出了具体的例子，在这些例子中，女性和男性遭受了缺乏对等互惠的爱的痛苦。在《第二性》中，波伏瓦明确地提出了哲学主张：有伦理的爱情必须是对等而互惠的，爱人与被爱的人都必须有意识，是自由的，努力拥抱彼此生活中的价值所在。而且，当他们的爱涉及性时，他们都必须是性的主体，而不是客体。卢梭出于政治目的在他的著作《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Discourse on the Origin of Inequality）中审视“文明”的历史，他这样做是为了更好地勾勒出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尼采转向过去，在《道德的谱系》（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ity）中阐明现在的道德，认为“价值重估”在“上帝之死”之后是必要的。波伏瓦认为，对女人进行哲学上的重估是必要的，如果没有所谓的“文明”之爱的重估，女性真正的自由就不会实现。当像柏拉图这样的哲学家使用一种文学形式时，这就是哲学。当他讨论爱时，这是哲学——即使它来自于一个鸡奸被认为是一种文化规范的语境，即使会讨论一些荒诞的事情比如认为所有的人类曾经都是四足动物，我们和自己的另一半分开并一直寻找丢失的另一半。西蒙娜·德·波伏瓦的一生成了一代又一代不再满足于“通过男人的梦想来实现梦想”的女性成功的象征。波伏瓦是20世纪女权主义的代表声音，她的思想很明显地改变了立法进程和许多人的生活。然而，在2008年她的百岁诞辰之际，《新观察家》决定出版一张波伏瓦的裸照来纪念她——即使波伏瓦曾经发起运动将翻印女性的裸照定为非法行为。从内心来看，波伏瓦将自己视为一种永不停止的蜕变。波伏瓦认为她生活中的单一瞬间无法显示出完整的“西蒙娜·德·波伏瓦”，因为“生命中没有那种与一切都和解的瞬间”。所有的行动都有失败的可能，而有些失败只是在事后才显现出来。时间在流逝，梦想在变化，而自我总是遥不可及。“波伏瓦成为波伏瓦”过程中的每一个瞬间都是极其多样化的。但如果说我们能从西蒙娜·德·波伏瓦的生活中学到什么的话，那就是：没有人孤独地成为她自己。文字 | 选自《成为波伏瓦》，［英］凯特·柯克帕特里克 著，刘海平 译，中信出版社，2021年3月
编辑 | 绵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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