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黄埔情缘丨投笔从戎 热血抗战——忆黄埔抗战老兵我的父亲田申

1943年，祖父田汉在桂林《文学创刊》上发表了《孩子的行路难》一文，讲的是他的长子，我的父亲田海男（又名田申）在中国远征军中服役，赴印缅战场与日军作战的事，对此他很引以为夸耀和自豪。

父亲田海男（田申）1923年1月25日在上海出生，因母亲怀胎于日本，又颠簸海上返回中国，故取名“海男”。一年后他的母亲易漱瑜因病离世，是祖母把他带大，自幼饱尝颠沛流离，人间冷暖。他经常参与祖父田汉组织的演剧宣传活动，很早就接受了父辈的影响。1934年，他在田汉编剧、聂耳作曲的歌剧《扬子江暴风雨》中饰演小栓子，与演爷爷的聂耳同台，在抗日宣传中发挥了作用。

1937年上海“8.13”抗战后，他就读的麦仑中学正处于前线。父亲随音乐家张曙夫妇护送祖母易克勤从战火中经南京到长沙。那时，他协助祖父和廖沫沙、张曙编辑《抗战日报》，负责主编该报的儿童周刊《抗战儿童》，还受到了长沙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徐特立的关怀和教育。1938年4月，他组建并担任“儿童剧团”团长，组织小朋友们以歌咏、讲演、戏剧为形式，到街头、学校向市民、伤兵进行抗日宣传，还将自己创作的《中华儿童血》一剧的演出收入全部捐献宋庆龄妇女儿童福利会，受到时任“三厅”厅长郭沫若的表扬。

祖父田汉在军委会“三厅”任处长的时候，父亲和在《抗战日报》当编辑的好友黄仁宇曾一同到武汉汇报工作，恰逢中央军校在汉招生。在日军逼近武汉，国破家亡的历史关头，他和黄仁宇商量好要一起去报名从戎。祖父和阳翰笙告诉他们，中央军校的前身就是黄埔军校，周恩来是创始人之一，阳翰笙也在军校当过教官。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对日作战是当前的首要任务。为此，祖父田汉和阳翰笙同意父亲他们报名。黄仁宇是大学生，父亲刚上高中，才十五岁，年龄不够，但考试成绩不错，当年夏天被中央军校十六期第一总队录取。揭榜后因受战时交通管制，他们乘江轮赴宜昌待命，在一所破庙内住了三个月。期间发生了武汉失守、长沙大火、广州撤退和汪精卫向日本投降。后来他们徒步行军抵铜梁，直到年底才行军到达成都校区。在中央军校，父亲学炮兵，黄仁宇学步兵。就炮兵专业而言，军校不少教官留学过德国日本，并有七五野炮八门，山炮四门，各种骡马百余匹供教学之用。

前排右起田汉、吕霞光（原南国社员），后排右起黄仁宇、田申，1940年冬于重庆，图源《行路难》 田申著

1940年5月下旬，祖父由桂林赴重庆继续参加“三厅”工作。年底，父亲和黄仁宇正好从中央军校毕业来到陪都。祖父说，父亲“已经是一个很英挺的少年军人了”。毕业生的分配有留校当教官还是到一线部队去的选择，父亲和黄仁宇的初衷就是参加民族战争，最怕的就是留校。他们托祖父找人帮忙给学校打招呼，祖父就找了时任五十四军军长的陈烈将军。陈烈是黄埔一期生，号石经，柳城人。在粤北会战时祖父曾采访过他，又陪他一道由韶关到昆仑关接防。祖父对陈将军说了父亲的想法，陈烈说欢迎他们到部队去。他给祖父发电报说：“将与敌人周旋于国境之上”，还给军校发了电报请调父亲和黄仁宇，为他们提供了旅费。祖父说：“海男们报国的志愿总算有了发挥的机会了。”

不巧陈烈将军因病去世，祖父在他位于衡山的墓畔题了一首诗：“粤北曾传虎将名，秋风白马又南征。岂因烟瘴廻锋锐，常为光明做斗争。清血奈何无药石，埋忠差幸有佳城。络丝日夜风雷走，犹作翁源杀敌声。”军长一职后由中央军校教育长，黄埔一期的黄维将军接任。祖父为了父亲的事能够落实，又找了在粤和桂南战场认识的该军十四师师长，黄埔四期的阙汉骞将军。在阙将军同意回电后，父亲和黄仁宇就由军校分到了五十四军的十四师。送行时父亲和祖母易克勤老娭毑热泪盈眶。祖父田汉送了一首诗给父亲：“风云天地合，送汝越南行，莫负平生志，田家父子兵。”到滇越边境防区后，阙师长见他们打鬼子决心大，就把他们分在驻麻栗坡的42团和驻马关的41团当排长。

1940年9月日军占领越南后，为巩固防御态势没有立即向我方进攻，因此中越边境老街至猛康一线地区处于双方对峙状态。为参战，父亲和黄仁宇商量后向师长建议组织黄埔十六期刚报道的排长越境侦察。此案获师长批准后，父亲他们换上云南老乡的兰布衣，把手枪插在裤带上，从外交部专员公署领到商民出境证开始化装侦察。半月之间，他们出八寨深入敌境，经半厂、古林箐、马革，到河口、谷柳、老街；又由桥头、新康到猛康；由老街子到花龙。他们接触了日军和法军，掌握了当面敌情，认为日军关注的重点在泰国方向，当面日军尚无向我军进攻企图；如我军出境作战，应注意做好与卢汉部结合部的防卫，以防止日军渗透。他们的越境侦察行动受到了师长的表扬。

祖父虽然毫不犹豫地把父亲送到了前线，但他的心却一直揪着。他写道：“今日神圣的民族战争不能不要求每一个做父母的贡献他们最爱的儿女，……。我们知道青年人决不怕打仗，也决不怕死，怕的倒是没有真和敌人拼命的机会，或是没有看到敌人以前倒在一些可能补救的困难或无谓的折磨之下。我看了孩子的记录曾经流泪，看到他在泥泞的峭壁上一步一步地膝盖与胸脯抵在尖石上爬着，尖石头刺着他那已经伤痛的脚板。饥饿使他的肚子几乎瘪的合拢来，眼睛发着眩晕，躺在地上一步也不能走动的时候，我仿佛听到他在叫‘父亲’，叫‘祖母’的声音，……我真是那样的难过，我恨不得那时候在他身旁抱他起来，设法给他一杯开水喝，这也是天下做父母的心，况且他又是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但海男所受的痛苦比起广大抗战官兵最不幸的一层来是几乎不足道的。……痛苦的生活常常对他们有着半宿命的支配，他们也根本没有自己变更工作和地区的自由。……那些拖着沉重脚步的落伍者或倒在路边张着无力的嘴等着一口水喝的人们，不都是人家的儿女吗？我虽然每每也尽过我一点可能的力，但是，啊，这样的现象是太多了啊！我真不能不要求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对于这样的在艰难的旅途中挣扎的军人以父母兄弟的心给他们应有的迫切的扶持，那将不仅救了他们，也救了我们主要的战斗力，救了抗战，救了中国。”

1942年秋，父亲到贵州接新兵时请假到桂林看望祖母并到重庆看父亲，正好黄仁宇也在重庆看母亲。两人觉得滇越边境无仗可打，还是要去一线去作战。父亲在重庆看望了郭沫若、周恩来和邓颖超。他们向父亲介绍了抗战形势，使他十分振奋。恰时，时任新一军军长的郑洞国将军正在组织新一军军部准备出征印缅，总指挥是史迪威。郑将军是抗日名将，祖父田汉在昆仑关大捷后即到他的“荣誉师”指挥所慰问将士。郑将军说，田汉先生“详细了解了战况，深为前线抗日将士气壮山河的英勇气概所感奋，并写下了一首气势雄浑的七言诗（《咏昆仑关之战》）：‘一树桃花惨淡红，雄关阻塞驿亭空。倭师几处留残垒，汉帜依然卷大风。仙女山头奇石耸，牡丹岭上阵云浓。莫云南向输形胜，枢相当年立战功。’”当新一军的指挥所急需参谋人员，父亲和黄仁宇表示同去时，祖父当然支持。为此，父亲还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对父亲说，郑洞国是黄埔一期生，也是他的学生，既然是赴印缅抗日，他同意父亲和黄仁宇的想法。经郑洞国面试通过，他们加入先遣部队，于1943年1月经昆明乘美军飞机越过“驼峰”至印度兰溪，到达兰姆伽训练基地，建立新一军指挥部。飞越“驼峰”时，父亲写道：“万里高飞越驼峰，故国回眸云海中。远征印缅为雪耻，生当人杰死鬼雄。”

父亲在新一军任作战参谋，经常随郑军长到前线师团，因此他和孙立人，廖耀湘（黄埔六期）两位师长都很熟悉。他有文字和外语特长，还兼任了翻译和秘书。黄仁宇是南开大学学生，外语很好，担任情报参谋，经常搜集和翻译战报，并与美英军事情报军官交流，成绩突出。

为了迅速使中国部队掌握美式装备，父亲参加了战车（即坦克）和炮兵训练班。当时蒋纬国在随同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后，也调新一军任参谋，并参加了战车训练班。后来蒋纬国和赵振宇、赵志华等人在印缅编组了战车营，首先使用坦克向日军攻击，由此发展了装甲兵，日后他也成为台湾的装甲兵司令。

从1943年开始，父亲即随同新一军郑洞国军长由印度反攻缅甸，转战缅北。在胡康河谷，新38师和新22师连克于邦、太洛和孟关，越过了杰布山，进至孟拱河谷，扫荡了胡康河谷的敌军。1944年夏，缅北进入雨季，交通几近中断，新一军迂回密支那的部队可能成为孤军。此时，新22师首先发起攻击，占领了马拉高敌主阵地。新38师的迂回支队也切断了敌军退路。

1944年6月，在加迈、孟拱战役中，当郑洞国军长离开廖耀湘的师部行至一处高地观察敌情时，突然山下枪声大作，父亲感知是日军用三八式步枪射击，敌人约一个排正向山上冲来。父亲和新22师的项参谋带领四名卫兵随即占领有利地形，以冲锋枪和卡宾枪还击敌人以掩护军长，直至小股日军被新22师增援部队歼灭。父亲在随郑军长慰问攻占加迈的勇士时，发现不少士兵连续两个月在泥浆水潭内作战，没有脱过鞋袜，当再脱下鞋袜时，脚上的皮肤被粘在袜子上整个被撕下来。

在瓦鲁班作战中，父亲担任战车营联络官随车出击。这是驻印军首次使用坦克，该营的连排长和一些车长不少都是父亲的同学，他们在三个月的时间内就学习掌握了美式M3A3轻型坦克的驾驶、保养和维修技术。当天清晨5时50分，战车营的坦克发动机开始轰鸣，以战斗队形向南冲击。坦克兵们在十分复杂的丛林和沼泽地驾驶和射击，把在淞沪抗战时的老对手，日军久留米18师团的指挥所冲得七零八落，击毙作战课长石川中佐和56联队的联队长山琦大佐，18师团长田中新一中将仓皇遁逃，并缴获了该师团的大印，迂回攻击孟关后方获得重要胜利。战车营先遣组长戴慎澜少尉被授予“抗日英雄”称号，瓦鲁班血战也载入战争史册。

在密支那战役中，父亲和黄仁宇辅佐郑洞国军长到前线指挥。因日军顽强抵抗，密支那久攻不下，黄仁宇还在随同33师进攻时中弹负伤。在攻下密支那后，驻印军进行了改编，组建了新一军和新六军，郑洞国将军升任驻印军副总指挥，父亲也调任总指挥部直属炮兵团任连长。黄仁宇伤愈后则任郑洞国将军的随从参谋。

1945年4月，国内日军集中兵力准备进攻湖南芷江的中国空军基地，情况十分紧急。新六军奉命空运至芷江增援，父亲指挥的直属重炮连也奉命配属新六军，由陆路行军经贵阳至芷江参战。后来，中国军队获得了胜利，日寇在芷江签署了投降书。

父亲非常珍视参加抗日战争这段历史，在战争年代曾创作过《边塞风云》和《中华儿童血》等剧本和《滇南苦旅》《空袭使我们团结得更紧》等散文和回忆文章。离休后，又写下了《潇湘犹忆战旗红》《忆黄仁宇》《缅北之战》《反攻缅甸忆将军》《不破孟关不剃须》等文章并编入《行路难》一书。

他和黄仁宇的感情很深。他们一起当《抗战日报》的记者，同去武汉共进黄埔，一起潜入越南侦察敌情，同赴印缅参加远征。1941年军校毕业分配之前，黄仁宇还和父亲一起，在南岳的田家搭地铺住过一段，近距离观察过祖父田汉的工作和生活。后来黄仁宇成为著名历史学家，在国内出版了代表作《万历十五年》，他们又再续友情。祖父平反后，父亲送给黄仁宇一套十六卷本的《田汉文集》，他不知翻阅过多少次，1988年写下了《忆田汉》一文。黄仁宇去世后，父亲很心痛，写了一首挽诗：“隔洋闻耗痛失君，梦魂萦绕泪沾巾。新年甫接兄贺卡，何期永别隔死生。潇湘弱冠同抗敌，印缅歼倭献青春。两地相思盼聚首，留待来生续知音。”

郑洞国将军的形象深深印入父亲的脑际，永世不能磨灭。从重庆面试，到印缅战场，父亲一直跟随这位德高望重的老长官。十年浩劫中，父亲以莫须有之罪身陷囹圄，有人不惜卖友求荣歪曲历史得以自保，唯有郑洞国将军虽身处逆境，在威逼之下独能凛然尊重历史事实，写下“陈惟楚（父亲在军中的名字）曾在我的部下参加了反攻缅甸的抗日战争”。当专案组人员向父亲出示外调材料，他亲眼看到郑将军熟悉的笔迹时，顾不得周围那些家伙的吆喝，在囚禁后眼泪第一次簌簌地掉下来。他说：“可以想象桂公（即郑洞国将军）在受威胁逼供的情况下，要写出那样的证词将会受到何等的侮辱和委屈。桂公是黄埔一期身经东征北伐抗日战争的名将，部下的袍泽僚属众多，而我仅是在他帐下供职数年的小参谋，又非亲故，在经过数十年的政治风云变幻之后，他还记得陈惟楚其人，并如实地证明了陈惟楚其事，乱世之中，这种品德是何等高尚。”

父亲视周恩来、邓颖超为自己的指路明灯。1945年2月，父亲接到祖父由昆明的来信请假回到重庆，与祖母和家人重逢，又见到了“阔别三年的周恩来伯伯和邓妈妈”。经邓颖超介绍，父亲进入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1946年4月15日，父亲在重庆天官府街家中接到郭沫若夫人于立群的通知，让他在当天下午到中共办事处见“邓妈妈”。在办事处周恩来的办公室，父亲聆听了他的嘱托，放弃了战后继续读书的打算。那天，周恩来在桌上铺开信笺，用毛笔给晋察冀军区司令员，曾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的聂荣臻写了一封信，详细介绍了父亲的家庭背景、抗战经历及所具备的条件，还在信后写上对聂司令员夫人张瑞华（黄埔军校女生队学员）的问候。父亲把谈话情况和准备北上的消息告诉了祖父田汉和阳翰笙。阳翰笙十分关心父亲，他和聂荣臻在黄埔军校和南昌起义时曾一起战斗过。父亲最舍不得离开的是抚养他长大的祖母，临行前只告诉她老人家是到北方上学。4月19日，父亲和一同北上的朋友住到了红岩邨，一夜难以入眠。第二天一早，父亲登上一架美军运输机，向送行的妹妹玛丽（田野）和阳翰笙的女儿欧阳小华挥手告别直到她们的影子消失，充满期待地飞往张家口。

聂荣臻司令员看到周恩来副主席的介绍信，听了父亲转述阳翰笙对他的问候非常高兴，勉励父亲好好学习，有所作为。父亲先在军区秘书处当秘书，并担任聂司令员的外事翻译。后来他因黄埔炮科毕业，即奉调军区炮兵旅，在高存信（黄埔十期炮科）旅长指挥下在炮一团任副团长。此后，父亲陆续参加了清风店、石家庄、元氏战役、太原战役和新保安战役。在太原战役中，按高存信的指示，父亲带领榴弹营配属18兵团，在司令员徐向前（黄埔一期）指挥下作战，直接支援步兵进攻。兵团政治部主任是胡耀邦，副主任任白戈和祖父田汉及他的弟弟田沅（抗战中曾任鲁南分区敌军科长）在上海时是“左联”的老友。进入北平后，因父亲在印缅战场学过美式坦克，又在军区特种兵司令员高存信麾下任华北战车团副团长。1949年10月1日，他以华北军区战车团代团长身份，在祖父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新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声中，带领官兵开着缴获的日本坦克隆隆驶过天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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