谌旭彬：宋都开封的百年繁华，不过一场残酷的吸血游戏
宋都开封的百年繁华
不过一场残酷的吸血游戏
文｜谌旭彬
一
北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三月，朝廷下旨，要在全开封城搞一次“大拘掠”，也就是财产大清查和收入大管控。
清查管控的对象，是那些欠了朝廷“市易均月钱”的人。圣旨里说，不管大户小户，须一概采取强制措施，没收房屋接管收入，直到他们将欠朝廷的钱连本带利还上。当然，朝廷是仁慈的，特许小户“拘掠一半”，只按欠款的半数进行资产和收入的管控。
圣旨里提到的“市易均月钱”，大体可以理解为向朝廷按月还贷。
宋神宗时，采纳王安石的建议推行“市易法”，成立了一个叫做“市易务”的新机构。该机构的主要业务之一，是以略低于高利贷的利息（一般为20%），向缺乏本金的商户们提供贷款，商户们则以房屋之类的固定资产作为抵押。该项金融服务推出后，迅速变成了一场摊派游戏——朝廷拿贷出多少款、收到多少利息来考核主持市易务的官员，官员则利用手中的权力，强迫辖下商户贷款，有需要得贷，没需要也得贷。最后的结果便是，官员们顺利完成了KPI，朝廷顺利收获了一堆烂账。为消化这些烂账，元丰五年(1082)，宋神宗法外开恩，允许商人们将还款期限延长三年，然后“均月限以输”——既然无力一次性偿清，那就按月定时还贷吧。
经历熙丰变法折腾后的开封城百业萧条。无论皇帝如何开恩，都不可能从破产或濒临破产的商户们手里，将钱和利息收上来。所以才又有了1087年的“大拘掠”。
谏议大夫梁焘得知“大拘掠”即将启动的消息后非常吃惊，紧急上奏劝阻。他对皇帝说，这种事万万做不得。市易务的贷款，已让许多开封百姓家破人亡，朝廷之前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把被抵押的房屋还给百姓，还放宽政策允许他们按月还贷。这本是仁政。谁知没搞多久，又出政策说除了偿还本金和利息，还得按月缴滞纳金。滞纳金才搞没多久，又闹着要搞大拘掠，朝廷的政策怎么可以这样变来变去毫无信用呢？更何况，把百姓每天的收入都拘掠到政府手里，不足的部分再勒索滞纳金，这是在断他们的生计，将他们逼上绝路。最后一定是百姓破产，朝廷也收不回欠款，谁也没好处。
也许是觉得上面这些话，还不足以说服朝廷。梁焘又站在朝廷的立场，以“贴黄”的形式（将内容写在黄纸里夹进奏章），纯从利益角度出发，对奏章内容做了一番补充。他说：
“我大宋有一项国策，是高度优待京师之民，平常日子不怎么骚扰他们。所以京师之中能发育出数百家大姓。仁宗庆历年间，西北边境有战事，急需钱用。朝廷将数十家大姓弄过来，一天之内就筹足了军费筹。朝廷养着这些京师之民，平日不动他们，正是为了让他们在这种时候派上用途。臣我希望陛下能继承这一祖宗之法，好好爱养这些因变法已遍体鳞伤的京师之民。如此，再过个一二十年，他们又可以发育成若干大姓，可供朝廷在紧急之时取用。”
这份拿“祖宗之法”说事的黄贴，实际上是在劝告皇权，不要光想着吸血和杀猪，也得注意造血和养猪。血造多了，猪养肥了，到了关键时刻再吸血、再宰杀，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在梁焘的语境里，开封城是一座巨大的蓄血池，一座巨大的猪圈；“京师之民”则是朝廷蓄的血，养的猪。
梁焘是否真将“京师之民”看成可吸之血和待宰之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相信宋仁宗、宋哲宗们一定是这样看的，相信这些话会对皇帝起效果。有意无意之中，梁焘道破了开封城的本质——在北宋治下，开封城富丽繁华了160余年。但这种富丽繁华，并不是自由生长的结果，而是权力疯狂吸血的产物。
二
这种吸血是有层次的。
第一个层次，是开封疯狂吸取全国之血。
按宋太宗的说法，汴京城“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开封在宋初就已是一座常住人口过百万的大都市。此后直到北宋灭亡，其人口规模始终维持在130-150万左右。这当中，包括驻军约10~20万人，皇室、贵族、官僚、官用工匠约10万人，僧尼道士约2~3万人。这些人加上他们的眷属，约占到了全城人口的三分之一。
司马光算过一笔账，在开封这样的地方，一户十口之家若要想维持一种体面的中产生活，每月需要有15贯钱的收入（开封之外，15贯钱维持一户中等人家全年温饱绰绰有余）。宋仁宗时代禁军的月俸，底层士兵4-5贯，基层军官7贯，中层武官20-100贯不等，高级武官从150-400贯不等。考虑到底层士兵不会带着十口之家驻扎京畿，可以说几乎所有的禁军中人都超过了司马光提出的“中产线”，是高消费乃至超高消费人群。再看官僚集团。北宋官员的俸禄，自宰相至岳渎庙令，共分为四十一个等级。宋神宗熙宁年间，最高级别的宰相与枢密使们，月俸是300贯；最低一级的岳渎庙令月俸也有10贯。考虑到群聚开封城的主要是中高级官僚，而非岳渎庙令这类底层官员，可以说城内官僚也全部超出了司马光提出的“中产线”，是高消费乃至超高消费人群。这还仅仅只计入了他们的俸禄，没有将各种合法福利（比如发绫发绢发绵）和灰色收入算进去，后者在他们的收入中往往占比更大。
这些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军队、官僚和皇室贵族（以及依附于他们的僧尼道士），构成了开封城最核心的消费人群。城内的其他居民，也就是普通百姓，则主要靠给这些人提供服务来维持生计。开封是一座没有产业的城市，它几乎完全依赖“公务员消费”来维持运转。这一点，自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可以看得很分明。孟笔下的开封，有着各式各样让人眼花缭乱的奢侈消费，但几乎没提到任何其他产业。若将吃财政饭的群体集体撤离，开封的富丽繁华就会瞬间崩塌，整座城市也会瞬间失去活力归于死寂。
也就是说，宋都开封是一座纯消费城市，它的活力源头是权力集团的极尽奢靡，它的繁华背后是全国税赋源源不断地输入。《玉照新志》里说开封城里到处都是“天姬之馆、后戚之里、公卿大臣之府、王侯将相之第”；孟元老说城中官员豪宅太多，自己实在是没法全记录下来；做过宰相的吕蒙正则说，开封的盛世景象，全赖皇帝、官僚和士大夫集中于此。为了维持这种奢靡与繁华，权力集团在北宋全境长期实施高强度汲取——朱熹说过，北宋自开国之日起，民众的税赋负担就已远超前代，而且“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历朝历代盘剥百姓的手段，都被继承了下来并发扬光大。即便在号称仁治的宋仁宗时代，也是民生凋敝，不堪重负。官员陈舜俞曾在奏折里公开批评仁宗朝的施政，说它“取民之财可谓悉矣”，用尽了所有盘剥百姓的手段。
权贵所在之地，必然要优先保障各种需求。由汴河、蔡河、五丈河、金水河构成的水运网络，犹如一条条巨大的血管，将全国的血液源源不断吸入开封。大中祥符元年(1008)，仅各地运往开封的漕粮，就多达七百万石。《东京梦华录》里说，每日里驱赶进入开封城的生猪有上万头，每日里送入开封城的生鱼也有数万担。但负责优先保障开封物资供应的漕卒和养殖户们，日子却过得很艰难。宋神宗年间，苏轼写过一篇奏议，专门分析漕卒为什么会沦落到去做盗贼。他的结论是：“上之人”的刻剥，让漕卒们收入微薄，没衣穿、没饭吃，手烂脚烂，一年到头得不到休息，不做盗贼是活不下去的。
为了优先保障开封，京师周边地区的百姓也会时常被拿来直接牺牲。宋仁宗嘉祐初年，蔡河发洪水，为免水入开封，朝廷以邻为壑，出动军队与民工将河堤挖开，把滔滔洪水引向了开封西南县邑，沿线百姓俱成泽国鱼虾。身在挖堤现场的王安石，目睹了这一惨剧，在诗里留下了“妇子夜号呼，西南漫为壑”这样的句子。
三
第二个层次，是官府与官僚权贵在开封城内的疯狂吸血。
北宋有商业行会160个左右，多数设在开封。据《都城纪胜》和《梦梁录》记载，这些行会的成立全部由官府主导，目的是满足“官府科索”，而非是为了维护商人利益。
强迫商人成立行会，然后让行会去承担采购任务，以满足官府的消费需求，是当时的一种普遍做法。时人将这种吸血之道，总结为“京师百物有行，官司所需具以责办”。有利润的买卖，往往“责办”给那些有官僚权贵背景的商户，没利润的买卖，就“责办”给普通生意人。宋神宗时，米商曹赟被“责办”采购糯米五百石，他根本无法完成，只好上吊自杀。
更有甚者，官府或权贵需要某物，开封城根本没有经营该物的商家，他们也会强迫经营其他商品的商人去成立行会，将采购的任务强行摊派在他们头上。这种风气愈演愈烈，最后闹到怨声载道的地步，宋神宗不得不出台谕旨，“官司下行买物，如时估所无，不得创立行户”——官府有采购需求，若无商人经营该货物，不许强行设立行会。
这种对行会的“责办”，不仅限于采购，也包括售卖。官府常将积存的物资拿出来，强行摊派给行会，要他们按官定价格出售。有利润可图的物资，自然是交给有官僚权贵背景的商户，无利润可图的物资，比如“积压年深，以致陈损不堪食用”的茶叶之类，则往往强行塞给普通生意人，将损失转嫁到他们身上。
最要命的是，开封城不允许任何一个商人游离在行会之外，不允许他们脱离官府的控制和盘剥。宋人郑侠在给皇帝的奏折里提到过这种苛政：“不赴官自投行者有罪，告者有赏。”不向官府登记、不参加官府组织的行会，就在开封城做买卖是有罪的，告发者可以领取赏金。苛政造成的结果是：“京师如街市提瓶者，必投充茶行，负水担粥以至麻鞋头发之属，无敢不投行者。”连在开封城的街上提瓶卖水、挑担卖粥、摆摊卖鞋、为人理发，也都得加入政府组织的行会。
这种宋式行会（与欧洲的行会组织区别极大）的存在，意味着开封城并没有真正的自由市场。
恶政一旦付诸实施，很快就会形成一整套以恶为轴运转的生态系统。先是官府利用手中权力从行会商人身上吸血，然后又有了行会商人利用官府赋予的垄断地位，从非行会商人身上吸血。
首先，不向相应行会缴纳高额会费，是不允许在开封城做买卖的。王安石雇佣过一个洗衣妇，该妇人对王诉苦，说她有个儿子擅长做饼，因为“行例重，无钱赔费，开张不得”，交不起高额的行会准入费，饼摊一直没法开张。
其次，外地商人携货来到开封，都得先让城内的相应行会吸足了血，才有机会赚到钱。据王安石对宋神宗说，开封城的茶叶生意是控制在茶行手中的，茶行则由十多户有官僚权贵背景的大商人控制。外地商人运茶来京，首要之务就是去拜见这十多户大商人，请他们吃饭喝酒，以亏本的低价将茶叶卖给他们，来博取他们的欢心。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得到他们的允许，将剩余的茶叶定个高价，再卖给城内茶叶行会里的那些“下户”。王安石说，不但茶行这样玩，城内其他行业“盖皆如此”，全是这种套路。
类似的记载，也见于《宋史.食货志》，里面说，行会商人从外面运货到开封，城内的“坐贾铺户”会为他们充当担保人，让他们按正常价格迅速完成交易拿钱走人。非行会商人运货来开封，“坐贾铺户”是不肯出具担保的。没了担保，这些商人就只好连人带货一起滞留京城，最后往往落得一个货价暴跌、不得已只好亏本卖给城内行会商户的结果。
也就是说，官府吸行会的血，行会的控制者们则一头吸外来商人的血，一头吸行会底层成员的血。开封城内的这些行会控制者，又大多有官僚背景。或是权贵的亲戚，或是高官的代理人。自宋太祖默许宰相赵普公开“营邸店，夺民利”开始，官僚从商这股不正之风，贯穿了整个北宋王朝。期间虽屡有谕旨下令禁止，但大多只是走个过场，鲜少真的严查。这种对官僚从商的宽容，即本文开篇梁焘提及的“优待京师之民”。
于是乎，到了宋真宗时代，按宰相王旦的说法，开封城中已是巨富遍地——“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百万，即一百万贯钱，一贯钱是1000个铜钱，也就是有10亿铜钱的家产。这些人基本上都是从商的官僚权贵。如在宋徽宗时代做过宰相的何执中，他名下的邸店数量“甲于京师”，每天可以收120贯房钱，一年可以收近4万贯；他的同僚朱勔更厉害，光邸店一项买卖，每天可得“数百贯”。
四
开封是一个世界；开封之外的北宋，又是另一个世界。
官僚权贵与自己的商业代理人们合作，在开封这座权力的渊薮里，个个赚得盆满钵满。城内是雕车宝马、青楼画阁；是新声巧笑、按管调弦；是集四海之奇珍、会寰区之异味。城外是被各种税赋和衙前差役压得喘不过气来、“不敢营生”“不敢求富”的赤贫世界。司马光、苏轼、郑獬们在给皇帝的奏折里说，那赤贫世界里的百姓，他们不敢多种一棵桑树，不敢多养一头耕牛，不敢积攒超过十匹布帛，因为他们害怕成为朝廷登记簿里的富户，那意味着会被拉去承担衙前之役，而衙前之役必然导致破户败家。
两个世界之间的这种差距，也体现在富豪规模上。如前文所言，早在宋真宗时代，开封城内资产百万贯以上者就已“至多”，资产十万贯以上者就已“比比皆是”；而开封城外京东路的首富万延嗣，却只有资产十四万二千贯。路相当于省，京东路紧邻开封位置优越，并不是什么老少边穷之地，它的首富放到开封城内，却根本就排不上号。
接下来，就是游戏的第三个层次。
不论官僚权贵将财富积累到何种程度，他们也终究只是梁焘所谓的被朝廷刻意优待豢养的“京师之民”，是皇权的蓄血池。平常时日的宽纵，是为了在非常之时抓出来放血。宋仁宗对西夏用兵，先是强行向开封城中数十户豪富借款，仅李氏一户就借了二十余万贯；稍后在河东用兵，又向城中的“上等户”搞摊派，许多人家被摊派了超过一万贯。宋徽宗也曾以收复燕云十六州为名，对包括开封权贵在内的全国富户们进行勒索。这些摊派与勒索从不偿还，至多不过是像宋仁宗那般，给被放了几十万贯之血的人家，赏赐个不值钱的“京官名目”聊作安抚。
宋都开封的百年繁华，不过如此。
参考资料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魏天安、戴庞海主编,《唐宋行会研究》，河南人民出版,2007年。李华瑞，《宋代的资本与社会》，收录于《宋史研究论文集 2016》，中山大学出版社，2018年。周宝珠，《宋代东京开封府》，河南大学学报，1984年。姜庆湘、萧国亮，《从《清明上河图》和《东京梦华录》看北宋汴京的城市经济》。
“历史就是中国人的宗教”，每个人从小都接受过“以史为鉴”的教育，历代治国者也并不愚蠢，他们不断汲取前朝覆灭的历史教训。但吊诡的是，为什么历朝历代充分吸取了历史的教训，却仍然难以逃脱历史的惩罚？
即便今天，也很少有人能认真回答这一问题。但这些问题，恰恰是我们认知中国历史的关键所在。
中国历史说穿了，其实就是一头一尾两场转型、剧变，前者是从春秋战国走入秦制，而后面从1840年开始的剧变，其实关乎的就是怎么走出秦制的变化。所谓的秦制——立足于天下一家的大一统和等级森严的家长制，就是君子斗不过小人，文明人斗不过野蛮人，有底线的人斗不过那些不择手段的人。
因此，哪怕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头绪纷纭，但要抓住这一大变局——秦制的兴衰，就能真正把握中国悠久历史的脉搏，从而看清未来的前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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