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毅疾呼：疫情来了，曾要钱在先的科学工作者为何不出现？

文/饶毅

（著名生物学家，教授、博士生导师，首都医科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理学部主任、生物学讲席教授，北大麦戈文研究所创始所长）

来源/饶议科学

各行各业，都有专攻。

医学、预防医学、药物等行业也一样，术有专攻，里面有多个专业的科技工作者。我们无法对所有人提出同样的要求。

但是，专业与疫情有密切关系，特别是以前得到国家大力支持，支持的名义就是传染病、就是研发新药的，现在应该冲在做事的前面。

如果抢钱在先，而现在要做事的时候却躲避责任，如何解释？

十几年前，我国给经费最多的民用科技项目，就是十六个“重大专项”。每一个都是到那时为止，我国民口最大的经费。

其中有三个重大专项与生物医学有关：传染病、新药创制、转基因。

哪个单位、哪些科技工作者，当年信誓旦旦说自己单位的能力、自己的能力，或者说能力不行但国家给了经费之后养大、养强了，就会在国家有需求时作贡献。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可以问：

得到这些经费最多的单位、最多的科技工作者，现在在哪？

它们、他们对疫情做出了贡献吗？多大的贡献？

它们、他们的贡献大于没有得到重大专项经费的单位和科技工作者吗？

它们、他们有没有逃跑了的？

国家部委对于经费去处，有明确记录，很容易统计出来：

以前要钱、得到钱的那些人，现在占做事的人的多大比例？哪些人突然不见了？

需要问责吗？

如果不问责，是否至少需要有道义的要求。

希望没有出现：有些人，当年要钱冲在前面，现在国家有难时不仅跑了，而且跑去做个人赚钱的与疫情无关的仿制药、或忽悠性质的药、甚至支持假药、支持了假药死不认账。

要钱在先、做事逃跑的问题，外界不一定清楚，科学界、科技界其实都知道。

只要这一问题不解决，就会助长前赴后继的“要钱不做事”的问题。

对于应用型项目、对于目标明确的国家需求的大额经费，建立一定程度的监督和一定形式的问责，对提高国家今后投入的产出效率，恐怕是应该的。

亡羊补牢犹未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