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上限：对贸易战与中国未来发展的思考（上）

最近看了些香港和台湾的新闻，又想起了隔壁的日本和韩国两个邻居，再联想起现在无比激烈的中美贸易战，内心更是有些感慨，本文是一些想法和思考，不太成熟，供探讨。

日韩、港台和中国大陆，虽然同属于东亚地区，但是在如今呈现出了不同的发展状态。

台湾和香港分别在2014年和2019年发生了类似的事件，我们可以称之为太阳花现象，一个是抵制和大陆签订服务贸易协议，一个是抵制修订和中国大陆相关的逃犯条例，都发生了攻占议会的事件。

而两地政府，在面对此类事件中表现出了雷同的弱势，不能有效的控制局面，而最终进行了妥协，服贸协议和逃犯条例都被搁置了。而从外界的角度来看，这两个协议和法规，对港台其实是有好处的。

更进一步说，如果背后反应出的社会思潮是不愿意和中国大陆共同发展进步，那么香港台湾继续衰落是一定的。

日本已经经济停滞了二十多年，在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9年4月颁布的全球排名中，日本人均GDP在全球第26位，已经落后于西方主要大国美国、德国、英国、法国，目前也看不到反超的希望。

而韩国在这些年经济发展非常强势，2018年人均突破了三万美元，但是总让人觉得后劲不足，其优势领域和中国高度重叠，而对上游的控制力又不如日本，处于被夹击的态势。

相比之下，中国大陆至少从现在看起来，在气势和劲头上，要比他们好很多。我认为，在中国大陆生活的人们，能够达到的上限将会远远的超过日韩港台。

这从美国人的反应就可以看出来，从2018年开始，美国人正在用各种手段遏制和打压中国这个平台上的最优秀分子，试图阻止中国继续搞中国制造2025。

很显然美国人认为，只有在中国大陆的人们，才能够真正的在国家上限领域和他们竞争。

是什么决定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上限？是这个国家最优秀的人和他们拥有的平台。

政治家和军事家负责搭建和维系一个稳定而广阔的平台，这个平台需要稳定，一个是政治稳定，不能今天茉莉花运动，明天阿拉伯之春，后天占领中环，大后天太阳花运动；一个是社会稳定，不能今天上街被罪犯抢劫，明天出现自然灾害全家沦为灾民几年得不到安置，后天通货膨胀多年奋斗的积蓄沦为一堆废纸，大后天发生宗教冲突和种族摩擦。

这个平台还需要足够辽阔，这样才可以容纳众多的人口，为抵抗外来侵略提供辽阔的战略纵深，实现节节抵抗降低亡国灭种的风险，要有自然资源，可以为经济活动提供粮食、土地、淡水、能源（石油、天然气、煤炭）等各种输入量。

当然了，这个平台还需要能够有一个有执行力，能够令行禁止的中央政府，能够凝聚社会共识，聚焦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所有人的力量都朝经济建设的方向引导，不争论多干事，避免把大量的主要精力放在社会内耗。

如果每天都把主要精力放在争论这个社会民不民主，自不自由，女不女权，那也是搞错了方向。

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目前各种“民主自由”的社会运动人士一抓一大把，每个人也年轻，街头演讲和组织街头示威能力了得，随便演讲就是几十分钟几个小时，很有激情和煽动性，可惜经济和社会二十年不进步，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我在之前的文章里面写过，2017年的时候，我坐香港国泰航空的飞机，看到香港本地的报纸上有这样一条新闻，2017年的香港高考产生了六名全市状元，六个人里面居然有五个人志愿是当医生，全部报的是香港本地大学的医学院。

我当时想，至少还有一个人不是行医啊，那这个人的志愿是什么呢，我看了下报纸上这个叫梁冠康的同学的志愿，结果是香港大学牙医医学系，也是从事医学啊。六个状元全部报医学相关，这背后肯定是有问题的。

香港的顶尖年轻人，当医生成为了最好的出路，反应出上升通道狭窄，这是那些只知道搞街头运动的社运人士没有办法解决的，需要出色的干实业的政治家和资本家。所以拥有这样一个好的平台并不容易，成为发达国家极其之难。

英国人最坏的一点，就是在1997年回归之前，把负责维护平台的香港政治架构进行了重新设计，搞成了一个缺乏令行禁止能力的弱势政府，现在一看香港的新闻，必然就是立法会议员们就各种事务进行各种争论，一个条例修订都能引发社会运动。

无论什么事，只要涉及中国大陆就会情绪激动，总有一部分人觉得好像中国大陆是每天什么都不干，就在想着怎么害香港，所以只要涉及到中国大陆的改革和建设，就一律要阻挡，结果最终什么事情都很难做成。

所以香港现在的发展问题，很难有解法。

我们可以和美国对比下，美国政府对华搞贸易战和华为禁令，可以明显看出美国社会的执行力之强大，美国政府对华为禁令发布之后第二天，几乎所有美国的企业就都内部发邮件暂停和华为合作了。

我清楚地记得美国人是星期四发布的禁令，星期五我就问了在美企上班的同学，我知道他们和华为有合作，答曰内部已经邮件通知不准和华为接触了。这个高效率和执行力着实让我震撼了一把。

而企业家和科学家们则负责在这个平台上打造出一流的企业、产业和一流的科学技术，从而带动整个国家走向富强。平台是基础，一个好的平台才有企业家、科学家们发挥的空间。

推动经济和科技能力的强大，能够让这个国家和民族不断地突破自身的上限，出现各种奇迹，反过来进一步促进平台越来越强大和宽广。

翻开我们的教科书，就是“中国的上限”的集合。秦始皇陵兵马俑，连绵上千公里的京杭大运河、万里长城、紫禁城、长安城、都江堰……

它们为什么能被中国人当做骄傲，并且写进教科书，因为这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技术奇迹，代表了人类古文明成就的最高峰。正是这些其他民族从未做到，或者极其难以做到的事情，提升了我们的民族自信和自豪感。

一个民族，如果其上限被限制住了，那么会产生极为严重的后果，最为直接明显的，是整个社会会变得不自信，甚至产生自己劣于外来民族的思想。

这样的例子，在亚洲多个地区都存在。即使你已经迈入了发达经济体的行列，但是整个社会的自卑感和对其他文明的崇拜感挥之不去，也无法完成赶超。

2015年，台湾发生了著名的历史课纲微调事件，台湾岛上有中国意识的力量，试图对台湾已经在普遍施行的台独教科书进行修改，想进行拨乱反正。

例如想把“日本统治”时期修改成“日本殖民统治”，同时删减教科书中关于日本在台湾推进交通、电气、金融和新式教育的内容，同时新增台湾在经济上受到剥削，土地被掠夺以及多数贸易由日本商社所垄断的部分。

针对台湾在战后的历史，把“接收台湾”修改为“光复台湾”，新增了战后台湾搞“土地改革、汇率改革、加工出口区、十大建设、科学园区”等内容，凸显台湾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的现代化。

这样的课纲微调其实就是回归常识，回归正常历史表述，但是遭到了台独势力的坚决抵制。他们不仅反对删减日本在台建设的内容，出现了强调台湾慰安妇是自愿的言论，甚至还反对增加战后台湾经济大发展的内容。

这种举动就耐人寻味了，他们在内心深处似乎不愿意相信台湾人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建设好台湾，因此需要日本殖民来实现台湾进步。

的确如果抛开日本在台湾的屠杀和奴化不谈，在日本的五十年殖民统治时期，台湾在很多方面取得了进步。

以在台湾社会被认为是“奠定了台湾近代化基础”的教育为例，台湾幼童的就学率从1915年的13.1%，增加到了1944年的71.3%，这个数字大大高于同时期军阀混战和艰苦抗战的中国大陆，属于中国就学率较高的地区。

类似的还有代表着一个地区近代化水平的发电量，1948年台湾的发电量为8.43亿度，而同时期的中国大陆为44.98亿度。而当时的人口，台湾大约700万人，中国大陆有差不多五亿人，人均发电量台湾大约120度，中国大陆差不多9度电，人均的差距在10倍以上。

关于这个发电量的统计数字，来自于帕尔格雷夫教授的世界历史统计，这是他一生的主要成就之一。

除了教育和电力以外，还有台湾的交通建设。1895年台湾的铁路长度只有97公里，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铁路的长度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一度在1938年达到了3397公里。

即使考虑到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为了通往糖类甘蔗种植园而铺设的铁轨，并不是城市间的通勤线路，也是相当大的进步。

其他类似的还有邮路、电话、公路长度、农田水利等等，都得到了类似的发展。

基础教育和基础设施的进步，这些日本殖民者的“经济建设成就”成为了目前台湾人普遍性亲日的理论基础之一。很多人台湾人都说“虽然明知道日本殖民统治不好，但是对日本人就是恨不起来”。

对日本殖民统治持有正面态度，认为是日本帮助台湾进入了近代化的台湾人比比皆是，成为目前在台湾人中的一种普遍性对日心态。

即使你拿出日本50年殖民时期，数十万台湾人被屠杀的数据，也很难让当代的台湾人改变亲日的态度。

因为一百年前的同胞被屠杀，对现今的生活并没有太大影响，而日本殖民时期在台湾的建设，所谓的“推动了台湾的近代化”，倒是让现在的台湾人认为：台湾今天能够成为发达经济体的一员，台湾人今天总体较为富足的生活，是来自日本建设的贡献。

我以前在youtube上面的一个视频下面，该视频讲的是日本在二战末期对台湾农民的大肆掠夺，抢夺台湾农民有限的财产和粮食，以支撑战争进行。

结果下面的某个热评，是一个台湾年轻人的留言，大意是：我的长辈告诉我，当时日本要战败了，战争资源短缺，因此日本平民也过得很苦，有的甚至比台湾平民过的还苦。意思是台湾农民被抢也没啥关系啦。

这个留言让我印象很深，这个台湾年轻人不知道为什么，会产生“殖民者家的父母老婆孩子过得苦，所以殖民者抢劫我就没问题”的想法。颇有一种要和殖民者同甘共苦的感觉。

明明是自己被侵害了，却反过来要为殖民者说话，淡化日本的强迫色彩，其中的核心逻辑就是“相信殖民者能比自己更好地建设台湾”。

潜意识里认为台湾人劣于日本人，如果没有日本的殖民，台湾的发展程度会更差，不认同台湾今天的现代化成就主要是来自二战后台湾自己的建设，所以不认为自己的利益因为殖民在总体上受到了损害。

要彻底的打破这个逻辑，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台湾比日本更加先进发达强大。然而遗憾的是，在殖民统治下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你发展的上限已经被日本殖民者彻底掌控了。

当领土和主权被外国占领之后，殖民者就彻底掌握了平台的控制权，那么在平台上活动的，能够提升地区发展上限和提升国民自信的优秀企业和科技人才，也就彻底的被殖民者控制了。

这让被殖民者永远无法证明自己，在心态上始终处于下风，在殖民者面前始终无法抬起头，内心有挥之不去的自卑心理和崇拜对方的心理，即使在摆脱对方控制之后，这种心态也将长时间的存在。

今天香港从人均GDP来说，按照IMF2019年4月的数据，比英国还要高出11.4%，从发展程度来说，并不比英国差了，但是英国人和香港人，在地位和心态上是不对等的，看港独分子和英国官员的表现就知道了，很容易看出谁曾经是殖民的一方，谁曾经是被殖民的一方。

我时常在思考，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作为前朝的民国，留给新中国的最大遗产是什么？是两万多公里的铁路，八万多公里的公路，一年四十多亿度的发电量，以及大约9000万受过初等教育，能够读书写字的国民么？

我认为并不是，提升识字率，拥有一定数量的铁路、公路和发电厂，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没有那么困难。即使是非洲、南亚、中东国家，它们全部都能作为殖民地从宗主国继承各种建设遗产，包括铁路、公路、工厂等等。

新中国能够从前朝继承的，全球其他国家一样能够继承。

我们就拿中国和英国的殖民地对比下：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全国可营运铁路长度只有2.2万公里，只相当于印度1887年的水平，没错落后印度62年。印度在1887年就有22640公里的铁路线了，而印度的国土面积仅有中国的三分之一左右。

英国的殖民地埃及，早在1912年清朝灭亡的时候，就已经拥有了4260公里长度的铁路。同样是英国殖民地的肯尼亚，面积仅有58万平方公里多点，1949年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该国拥有4729公里的铁路里程。

就算是满清王朝，也修了不少铁路。清朝灭亡的时候江南地区的三个重要城市：上海、南京、杭州就已经用铁路联系在一起了。清朝在其灭亡的最后十年，竟然通车了数千公里的铁路，辛亥革命后清朝灭亡时全国有9000多公里铁路里程。抗战时期有名的石家庄到太原的正太铁路就是1907年通车的。

以至于有学术文章认为大肆修建铁路造成财政问题是清朝加速灭亡的主要原因，这也可以理解，辛亥革命就是四川的保路运动为导火索。

其他也是类似的，例如钢铁产量、发电量。印度独立的时候，除了铁路长度，钢产量也能完爆同时期的中国。

1949年新中国的钢产量仅为15.8万吨，而印度为137.4万吨。1949年中国的发电量为43亿度，而南非的发电量竟然可以达到99亿度，是中国的2倍以上。同样在这一年，印度的发电量为49.09亿度，朝鲜（不含半岛南部）的发电量为59.24亿度。

这说明，即使是亚非拉国家，都是可以继承不少铁路、发电站、工厂的。工业发展的标志之一的发电量，1949年的中国还没有印度、南非、朝鲜高。

初中等教育也是类似的，如果不考虑中学教育100%完全普及这样的高标准，只是想消灭文盲，实现大部分儿童（超过50%以上）能够入学，并没有那么困难。

除了一些非洲国家以外，二战结束后，不要说东亚地区，即使是东南亚、南亚、拉美、中东等，识字率和小学入学率在全球范围内都在大幅度提高。

今天全球范围内看，小学入学率还低于50%的国家极为罕有。对于重视教育的中国人来说，学龄儿童入学的普及更是快速和普遍性的。

中国大陆1949年小学入学率仅有49.2%，16年后的1965年入学率就达到了84.7%，超过了台湾在日本殖民时期的最高71.3%的水平，这是一个证明短时间内得到大幅提高的数据。

不只是中国大陆，其他华人地区也是如此，例如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华人受教育水平都在二战后得到迅速提高，基本扫除文盲。

那么什么才是ROC留给新中国的最大遗产呢？1949年，中国的发电量还不如朝鲜、印度和南非，而今天已经远远超过他们三者相加之和了。是什么让新中国在建国之后开始显著的区别于其他非西方+日本的落后国家呢？

一个是独立的平台。尽管不太好看，但是中国的确打赢了抗战，维护了对中国这个幅员辽阔的超级平台的控制权，新疆、西藏、东北、台湾等战略要地仍然在中国版图内。

中国始终从未彻底沦为殖民地，而是始终有自己的中央政府，始终有自己的国家治理体系。不是像殖民地一样，整个治理体系乃至于思想文化都被殖民者进行了改造，连山川、河流、街道的名称都被殖民化。

而继承了这个平台控制权的新中国政府，对平台的控制能力更大大地上了一层楼，为能够独立自主的发展民族产业创造了条件。很多殖民地，殖民者撤走之后，留下的是一个不完善有架构缺陷的本地政府，国家长期处于动荡和战乱，根本无法有效地带领国家前进。

一个是全国30万受过高等教育的顶尖人才，以及20.7万在校高中毕业生，他们是高等教育的优秀后备军。

1949年的中国，全国仅有18.5万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全国大学在校生人数仅为11.7万人（还只有不到一万人是工科生）。加起来总共30万人。《中国统计年鉴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版，第484页。

非常重要的是，这30万人中包括了一批在全球范围内看都属于顶尖行列的一流人才。

我之前整理过我国的23位两弹一星元勋的资料，他们全部是国内名校毕业，大多数都具有博士学位。例如理论物理大师彭桓武，是“新中国理论物理第一人”。

1941年8月从英国爱丁堡大学博士毕业后，彭桓武就在爱尔兰都柏林高等研究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工作，所长就是薛定谔。

彭桓武的导师是量子力学奠基人之一的德国科学家玻恩，玻恩也是诺贝尔奖得主，玻恩和爱因斯坦是多年的好朋友，玻恩曾经多次在写给爱因斯坦的信里面提到和称赞彭桓武。

美国原子弹计划曼哈顿工程的领导人、美帝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也是玻恩带的研究生。

23位元勋中的钱三强，他是在巴黎大学拿到的博士学位，他的导师是小居里夫人（我们认识的居里夫人的女儿）。可见我们的两弹一星元勋，都是世界级的优秀人才。

我国导弹设计大师，负责了东风导弹设计的23位元勋之一的黄纬禄，在中央大学电机系毕业后，1943年被国民政府派到英国标准电话电缆公司实习。

中国的卫星之父孙家栋，1947年考入哈工大，1949年的时候他就是中国11.7万高等教育在校生之一，后来留学苏联，是当时全苏联毕业生中罕见的全满分优秀学生之一。

其他的两弹一星元勋，像邓稼先是西南联大毕业，美国普渡大学博士；钱学森更不用说了，国内交通大学毕业（后拆分为上海交大），加州理工的副教授和麻省理工的教授。

正是少数的顶尖人才出现，才得以把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上限不断的刷新，为什么我们今天反复的强调和表彰两弹一星，正是因为这是全球民族罕见的历史成就。

在Facebook和youtube上面，能够看到台湾人普遍的亲日倾向，以及对日本殖民的推崇。每当台湾人津津乐道于日本殖民时期的建设成就时，总是会有一个简单的问题，这里面有什么是台湾人主导完成的成就吗？很遗憾，一个也没有。

在五十年的殖民时间里面，台湾人任何突破上限的成就都没有，所有的经济建设成果都是日本人的，包括今天连马英九都在纪念的水利设施嘉南大圳，也是日本水利工程师八田与一主导完成的。

强调日本殖民时期的任何成就，实际上都是等同于强调日本人能力的优越，加强台湾人对日本人的崇拜感。

这是非常愚蠢的，也是殖民带来的思想恶果之一。日本人在美国人面前，是不折不扣的崇拜者，而台湾人又把日本加以崇拜，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在了三等人的地位。

日本败退后的台湾，其高等人才寥寥无几，尤其是能够大大推动国家建设的理工科高级人才几乎为零，像台独今天大肆纪念的八田与一，就是东京帝国大学土木系毕业，才有机会主持台湾最大的水利项目。

而台湾人呢？日本殖民时期全台湾只有一所大学，那就是1928年创立的台北帝国大学（今天台大的前身），从1928年创立至1944年，各学部毕业生共843人，其中台湾人仅219人，而且医学部的毕业生占多数。

下面是台大历年在校学生对比，以1944年为例，三百多名在校生中，台湾学生仅为85人，其中医学部学生80人、文政学部2人、理农学部1人、工学部2人。

台湾的医学界，即使在台独修改教科书之前也是很独立的，日本殖民下的既得利益者使然。

在日本的殖民体制下，对台湾人的教育定义就是培养初级劳动力，这导致台湾人比起其他地区国民严重缺乏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1945年台湾光复时，台湾人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远低于连年军阀混战，又打了十四年全国性抗战的中国大陆。

根据国民政府1936～1946学年度大学专科以上教育发展概况统计表(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1944年中国大陆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为78909人，1945年为83498人。

而同期台湾的高等教育台湾籍学生在校人数，以台大为例，1944年仅为85人。而看理工科高级人才，台湾几乎趋近于0。

更重要的是，殖民形态下，台湾的民族资本全部为日本所掌握，使得台湾的优秀人才，不仅没有接受高等教育，走向顶尖水平的机会，也毫无发展民族产业的条件，一切的建设成就只能来自于日本人。

日本人在台湾呆了五十年，台湾人今天却只有八田与一可以纪念，没有台湾自己的优秀水利工程师。这不是因为台湾人愚蠢和笨拙，而是因为根本没有机会出头。

简单的和中国大陆对比下就可以了，和八田与一类似的基础设施建设人才，中国大陆有主持修建了京张铁路的詹天佑，有修建了钱塘江大桥的茅以升。

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的首都电厂，其二期扩建工程就是由总工程师陆法曾承担整套设计任务，整个过程没有聘请外国专家，而是带领电厂工程师、工人自力更生进行设计和招标。

1935年4月安装2台的1万千瓦汽轮发电机组，1937年在经历了战争的情况下，南京的首都电厂发电量达8755万度。还记得前面的数字吧，1948年台湾的总发电量为8.43亿度，也就是说1937年的首都电厂发电量，已经相当于1948年的台湾10%以上了。

整个台湾在日本统治五十年间，有台湾人自行设计建造过任何一座发电厂吗？没有，台湾人只能在电厂建设中当劳工。

中国的网络上，普遍认为国民党来台后，带给台湾的最大成果是从大陆中央银行金库带走的黄金，起到了稳定台湾金融的结果。

我不这样认为，国民党来台后，最大的贡献是带来了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以及打造了台湾的高等教育体系。

这是台湾最为缺乏的，三军易得，一将难求，一个领军人才的作用往往可以说是决定性的，红军在博古、李德指挥下和在毛泽东指挥下，即使基层官兵同样的英勇，但是战斗力是完全不同的。

突破科技和产业的上限，只能由顶尖人才带领完成。我们今天都深感半导体技术落后美国，然而说实话，十四亿中国人中真正能够实现半导体技术突破的人才，万分之一都不到。

2019年5月18日下午，2019世界半导体大会才智分论坛上，上海市集成电路行业协会秘书长徐伟进一步谈到人才缺口问题时表示，截止2017年，我国集成电路行业从业人员规模大约在40万人左右，这些从业人员中，技术人员有33万人左右，占总从业人数80%左右。

实际上，这33万技术人员包括设计、制造、封测等各个环节，除去做各种基础工作和只有能力实现小改进的，真正能够实现半导体技术大突破的顶尖人才有几百人就算不错了。

像中芯国际，其顶级制程突破的速度在梁孟松加盟前和加盟后简直像两家企业。大批的顶级人才是战后台湾不断突破上限，进入全球发达经济体的基石。

今天台湾排名前十的知名大学，台湾大学、政治大学、清华大学、成功大学、交通大学、辅仁大学、东吴大学、淡江大学、台湾艺术大学、台湾中央大学。光看名字就知道，绝大部分是国民党从中国大陆带去的高等人才建设的。而台湾大学，也是在光复回归中国后，第一次真正成为台湾人的顶级学府。

台湾在二战后的顶尖理工科人才，基本上来自于中国大陆，或者台湾光复后的自行培养，尤其是理工科高级人才，来自日本殖民时期高等教育培养的几乎为零。

今天台湾所有最让人钦佩的经济和科技成就，基本是立足于国民党从中国大陆带来的高等人才，以及二战后台湾自行培养的高等教育人才。

台湾最大的骄傲和科技基石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就来自于浙江宁波，中学在重庆南开中学就读，1949年十八岁的张忠谋前往美国就读哈佛大学，1987年创立台积电。

台湾的雄风导弹计划之父韩光渭，1930年出生于山东即墨，而雄风导弹在研发中，得到了林骅博士的指导。林骅博士他是当时全球洲际导弹的顶级科学家之一，清华大学毕业，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航空工程系的博士，是当时波音（Boeing）公司在国防武器系统方面的高级领导人，和钱学森一样是当时美国的顶尖华人科学家之一。他帮助极大的推动了台湾的雄风导弹计划。

梁思礼是中国大陆导弹控制系统研究领域的创始人之一，他在2006年《自述》里有如下一段话：

“我在美国有一个好朋友林桦，当年我们在美国留学，我回国了，他留在了美国。他是波音公司的首席科学家，他搞的是美国的洲际导弹(民兵导弹)，我搞的是中国洲际导弹。他的年薪是30万美元(上世纪80年代)，我的工资只有他的百分之一，他住在西雅图一个小岛上的高级别墅，回国时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我住在很普通的单元房子里。有人曾问我对此有何想法，我的回答是，他干的导弹是瞄准中国的，我干的导弹是保卫我们祖国的！”

这里林桦的桦是个错字，此人是林骅。梁的《自述》一直写为“林桦”。在梁的《自述》里，除了上面一次，梁思礼两次提到林骅，一次是1947年两人开车去田纳西州，梁为林去做伴郎，梁开车出了车祸，林骅受伤住院，因此耽误了婚礼。再一次是，晚年的林骅中风瘫痪在床，梁去美国看过一次。如果不出车祸，林骅有计划回国。

台湾的IDF战机之父，华人第一架三代机研发的领导者华锡钧，1925年出生于江苏无锡，曾经当了15年的飞行员，后被派到美国学习航空专业，获得普渡大学航空工程硕士，后来返回台湾领导IDF战机研发。

蔡英文2017年2月7日在台湾中科院航空研究所的讲话中说：

“中科院也要跟汉翔公司，签订合作备忘录。高教机的“自研自制”，今天就要正式启动。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要特别提一个人。这个人是不久之前过世的华锡钧将军。在到这里之前，我刚刚先到他的灵前，表达我们最深的感谢。华将军是IDF之父。因为有他，还有很多前辈的努力，我们完成了IDF、“国机国造”的研发制造任务。不过，自从IDF之后，“国机国造”已经原地踏步了将近三十年。我们的航天产业不只被其他后进地区赶上，也面临人才流失及断层的严重问题。”

实际上，这样被国民党带到台湾的世界顶尖人才还很多，例如黄孝宗，福建厦门人，1920年出生，194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机械系，后来获得美国麻省理工工程博士学位。

1950～1980年，在美国航空航天工业界工作30年，是世界一流的火箭推进系统科学家，参与设计X-1首架突破音速飞机及X-15(7倍音速)的推进系统。

是NASA的阿波罗计划登月火箭推进系统的总工程师，美国航太推进系统公司总工程师，被公认为是世界级有权威的火箭航天专家。

1980~1992年，黄孝宗在台湾工作12年。曾任台湾中山科学代院长，台翔航太公司首任董事长，在此期间负责策划和主持了台湾武器研发的多项核心计划(雄风、天弓、天剑、IDF等)计划，也有人称黄孝宗为IDF之父，他还协调各大学建立四所研究中心(成大航太研究中心、台大力学研究中心、交大电子研究中心、台湾清大材料研究中心)。

台湾光复后很长一段时间，台湾顶尖的科技项目，其领袖全部来自中国大陆出生的优秀高校毕业生。列举以上的例子，并不是说台湾本省人有多差，实际上在台湾光复后，台湾人开始普遍接受高等教育，逐渐的普及，因此来自台湾本岛的顶尖人才也在逐渐增加。

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李远哲，1959年台湾大学毕业，1961年获得台湾清华大学硕士，后来在美国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中国人是非常了不起的，即使是在腐败落后的国民党时期，培养出来的高级人才也是光彩夺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