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领 马瑞映：多维视野下的西方“军事革命”研究

作者：杨领 马瑞映

来源：《历史研究》2023年第5期

20世纪中叶以降，在军事史研究由传统军事史转向“新军事史”（new military history）的同时，部分学者将军事因素引入现代国家形成和世界格局转型等论题，构建出“军事革命”（Military Revolution）概念，意指近代早期军事能力变革引发欧洲政治与社会转型，并进一步推动欧洲在全球范围崛起，其本质为现代世界起源的军事推动论。迄今为止，西方学界近代早期“军事革命”研究，已拓展至社会文化史、政治经济史及全球史领域，相关阐述与争论深化了近代早期欧洲史和全球史研究。近年来，亚洲地区“军事革命”研究的兴起，使“军事革命”研究成为“大分流”论题之外，比较并重估近代东西方历史发展进程的另一重要领域。西方学者对“军事革命”研究作了综合性述评，而国内学界对该论题的研究仍处于起始阶段，对国外相关研究的引介基本局限于20世纪下半叶。近几年虽有学者译介并评析了“军事革命”与西方中心论的关联，但整体上国内学界对西方相关研究新动向关注依然不足，对“军事革命”研究的学科意涵与学术价值也缺乏系统认知。鉴于此，本文在考辨“军事革命”论题学科意涵基础上，系统梳理并评析社会文化史领域、现代国家形成论题及全球史视野中的西方“军事革命”论著，以期为国内学界开展相关研究及深化现代世界起源论题提供参考。

“军事革命”最早由英国史学家迈克尔·罗伯茨于1955年提出，后逐渐成为近代早期欧洲史与全球史领域重要概念。罗伯茨认为，1560—1660年欧洲的武器、战术及战略革新导致军队与战争规模扩大，由之而来的巨大财政与管理压力推动中央集权国家形成，同时造成社会分层与军事精神等方面变革，堪称“中世纪社会与现代世界的分界点”。其后20余年，凡涉及近代早期欧洲战争史的论著多引述罗伯茨观点，“军事革命”概念由此融入近代欧洲史叙事。1988年，英国学者杰弗里·帕克在《军事革命：1500—1800年的军事革新与西方崛起》一书中，将“军事革命”起始时间前推至16世纪初，并将此概念延伸至海上军事领域，使其与西方全球崛起相关联，由之形成“军事革命”概念的经典界定，强调近代早期欧洲军事能力的政治、社会乃至全球性影响，实际上以军事因素为中心构建了一套现代世界起源阐释模式。此后相关研究大量涌现，1995年，美国西点军校教授克利福德·罗杰斯所编《军事革命辩论：近代早期军事变革读本》汇集20世纪下半叶讨论“军事革命”的重要文章，成为“军事革命”研究热潮的集中体现。

“军事革命”为“新军事史”范式下重要分支领域。“新军事史”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冷战推动的军事史研究转向，是专业史学家将军事主题引入史学研究的结果。传统军事史多由军事人员书写，致力于描述战争进程、战术及将领决策等，旨在为军人提供指导。“新军事史”则将研究视角从战场转向战争制度与社会背景，考察军事对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的影响，军队人员的社会构成、招募与管理以及军人生活与亚文化等，“军事革命”的提出即为这一学术潮流的一部分。“军事革命”论题集中考察近代早期欧洲军事变革的政治、社会和全球性影响，逐渐成为“新军事史”研究核心领域之一。罗杰斯所编《军事革命辩论：近代早期军事变革读本》中的文章，主要来源于1991年美国军事史学会“新军事史”主题年会。美国军事史学者约翰·钱伯斯在评析此次年会时称，“新军事史”最重要的争议即为近代早期“军事革命”论题。

然而，“军事革命”论题的特定研究范畴和宏观视野，使其有别于“新军事史”范式下其他研究领域。就时空范围而言，“军事革命”研究最初聚焦于近代早期欧洲，随后拓展至该时期与欧洲接触的亚洲等地区，而“新军事史”范式下的其他研究则并无固定的时空范围。就学术视野而言，“军事革命”研究源于对现代世界起源问题的关切，始终着眼于较长时段内军事变革的政治、社会乃至全球性影响，而其他“新军事史”研究则呈现以社会文化史为主体的微观化趋势，其中又以与军事相关的劳工史、种族史和性别史最具代表性。一言蔽之，“军事革命”论题的特定时空范围、宏观视野以及对现代世界起源问题的观照，是其区别于“新军事史”范式下其他研究领域的主要特征。此概念为中世纪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现代政治经济形成以及欧洲的全球崛起提供了一种整体性解释，实质上是现代世界起源的军事因素推动论。

“军事革命”研究虽着眼于阐释现代世界起源，立论却以军事技术与组织变革影响为基础，其中潜在的技术决定论倾向也使此概念受到诸多挑战。在“军事革命”的经典界定中，罗伯茨和帕克分别强调荷兰线式阵型和意大利防御工事的重要性，并据此界定“军事革命”起始时间，解释军队规模的扩大及影响。对局部地域、局部时段内技术因素的过分强调遭到诸多学者诟病，由之开启了对经典“军事革命”概念的反思。部分学者将研究范围扩展至法国、南欧和东欧，并进一步考察了后勤、人口和财富等因素对军事变革的作用，弱化了经典“军事革命”的技术决定论倾向。而长时段视野的引入，则趋向于将特指的近代早期“军事革命”泛化为整体军事变革史。英国埃克塞特大学教授杰里米·布莱克最早指出，若与19世纪蒸汽舰艇、铁路和电报带来的军事变革相比，“有关近代早期欧洲‘军事革命’的任何提法都难以成立”。罗杰斯则借鉴生物进化论中的“间断平衡理论”，认为14—17世纪存在多次“军事革命”。至此，“军事革命”概念已被大幅修正，并泛化为多次军事革命（Military Revolutions）。

这种泛化趋势在近20年不断强化，如布莱克指出“军事历史极其复杂，寻求‘军事革命’并无益处”，应以新的知识策略重审欧洲军事史和近代早期史。德国学者弗兰克·雅各布等也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军事革命”只是“无穷无尽之革命过程的一部分”。这种观点在关注当代军事技术与组织变革的“军事事务革命”研究中被普遍接受。其中，罗杰斯首先将历次“军事革命”视作“军事事务革命”产生重大政治与社会影响的特定阶段。美国军事史学者威廉姆森·莫瑞等在此基础上结合经典“军事革命”和“军事事务革命”概念，构建了综合性“军事革命”模型，用以阐释人类历史中的整体军事变革历程，大有一切军事史都是“军事革命”之势。

然而，此类批判和挑战并不能消解特定意义上近代早期“军事革命”概念的史学价值。一方面，不少批判者执着于“革命”和“渐进”的二元对立，仅在名称方面大做文章。如雅各布基于对“革命”标准的分析，提出一种关联性、渐进式军事变革观点，布莱克与罗杰斯的观点同样可归为渐进论，但渐进论并不能否定特定“革命”的存在及意义。以“工业革命”概念为例，霍布斯鲍姆曾嘲讽以工业的“加速演进”替换工业“革命”的倾向，认为“工业革命”作为根本性变革进程，其名称在逻辑和现实方面均无不妥；大卫·兰德斯也指出，“工业革命”既可用作综合性技术变革的泛称，亦可特指首次转向现代工业经济的进程，并不认为“工业革命”的泛称会消解其特指意义。与之类似，“军事革命”界定标准亦不在军事变革的大小或缓急，而在于是否以军事因素首次推动现代世界起源进程。

另一方面，批判者同样未能摆脱技术决定论，忽视了“军事革命”概念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全球面相。早有学者指出，“军事革命”研究的关注点，在于军事活动带来的财政负担对欧洲中央集权国家形成的影响，并不在具体军事技术与组织能力变革的争论及影响。布莱克等学者以军事技术标准延展“军事革命”的时段，抑或在“军事事务革命”范式下对“军事革命”概念进行泛化，技术决定论取向非常明显，军事变革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反被忽视。此外，帕克将海上军事变革与西方崛起相关联，已呈现出“军事革命”的全球性关切，这一面相在前述技术性批判论中同样被忽略。总之，种种批判或泛化观点，或着眼于“革命”的表面含义，或执着于技术性判断标准，忽视了“军事革命”的本质与关注点。

“军事革命”研究的核心价值在于引入军事因素以阐释现代世界起源，其特定时空范围与宏观视野，是区别于“新军事史”范式下其他研究领域的关键特征，也使其成为跨越多个领域和学科的重要学术论题。作为“军事革命”概念的立论基础，近代早期欧洲军事技术与组织变革如今已为学界共识，但“军事革命”的核心关切并非在此，而在于军事变革对现代世界起源的推动作用，具体表现为军事变革对近代早期欧洲社会文化转型与现代国家形成的影响，以及在西方崛起和世界格局转型中的作用。

社会及文化转型是现代世界起源研究的核心领域之一。罗伯茨最初提出“军事革命”概念时表示，近代早期欧洲军事技术和战术革新，提高了民众军事参与度，推动了军队内部阶层流动；此外，严格的军事训练造就了军队内部集体服从原则，军队因之成为各部分紧密配合的有机整体，其纪律、秩序与对称特点甚至影响了宫廷生活与艺术风尚。但罗伯茨的论断较简略，并无翔实例证支撑，仅反映了其对“军事革命”社会文化影响的宏观认知。此后关注“军事革命”社会文化面相的学者一直寥寥，相关争论均集中在战略、战术、组织与管理等层面。直至20世纪末，方有学者开始重新关注“军事革命”的社会与文化影响，相关研究延续并发展了罗伯茨对贵族及普通士兵军事境况的强调，并在此之外开辟了观念史方面的“军事启蒙运动”论题。

最先受到关注的论题是“军事革命”与贵族地位和文化之间的关联。罗伯茨关于军队内部阶层流动的论断影响深远，以致学界长期认为“军事革命”削弱了贵族军事特权乃至军事参与意愿。如英国近代早期史学者约翰·诺兰在考察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陆军时，将“贵族对军事知识和经验垄断的衰落”视作“军事革命”广泛影响的表征。但杰里米·布莱克以更大范围内的历史事实挑战了这一论点，指出欧洲君主在宗教冲突后得到贵族在管理和财政方面的支持，贵族则在军队中重获荣誉与声望，而后者新的军事地位正是“1660—1760年欧洲关键性军事变革之核心”。英国邓迪大学的克里斯托弗·斯托尔斯等系统阐述了布莱克的观点，指出日益扩大的军队为贵族提供了更多专业化职位，重新确立欧洲精英与军队间的牢固联系，因此“贵族非但不是‘军事革命’不可避免的受害者，反而是这些变化的主要推动者，并从中获益”。

美国军事史学者大卫·特里姆等进一步考察了贵族阶层骑士精神与“军事革命”的关联，认为近代军事专业化进程“经常由完全赞同骑士精神及其价值观的贵族推动”。但有时骑士精神也会阻碍“军事革命”进程，如军事史家罗杰·曼宁发现，17世纪英国陆军贵族军官对冷兵器及个人荣誉的偏好阻碍了军事技术及指挥方式变革，延缓了军官阶层的职业化。美国斯普林菲尔德学院的费尔南多·德·莱昂则指出，西班牙弗兰德斯陆军的衰落主要缘于军官团体的贵族化，尤其是西班牙贵族价值观对优先级与地位的强调。至此，关于“军事革命”与贵族关联的最初论断已被大幅拓展，贵族文化也成为“军事革命”进程中不可忽视的因素。

相比于对贵族精英的简单论述，罗伯茨明确指出“军事革命”对民众和普通士兵的影响，认为军事操练与战术革新不仅改变了普通士兵的训练和纪律水平，也改变了其战斗与生活方式。在一些通论性著作中，学者多认同罗伯茨的基本观点，并将“军事革命”中的军事训练与纪律性视作欧洲特有的军事文化。如威廉·麦克尼尔认为，军事管理官僚化和操练常规化使军人习惯于服从纪律和命令，欧洲军队因之成为“最服从和最有效率的政策工具”。牛津大学教授大卫·帕洛特同样指出，近代早期欧洲士兵在军事操练中形成的纪律性与自制力，构建了约翰·林恩所谓“忍耐的战斗文化”（battle culture of forbearance），此种文化被视为“军事革命”的决定性文化和欧洲军事遗产的重要部分。

近年来，一些学者深入考察“军事革命”中普通士兵的生活体验与观念转变问题。如美国柯盖德大学卢西恩·斯坦亚诺-丹尼尔斯指出，17世纪早期普通士兵有其特殊亚文化，其生活并未涉及严格操练以及由之产生的纪律性，精英阶层的观点甚少触及普通士兵日常生活。加拿大学者保罗·斯坎内尔考察近代早期英国士兵海外作战动机与军事体验，指出海外士兵战争动机主要为荣誉观念，以及士兵对个人、家庭或国家的忠诚，唯利是图的“雇佣兵”形象并不具有代表性。丹尼尔斯和斯坎内尔均指出“雇佣兵”概念的误导性，并反驳罗伯茨与麦克尼尔等学者的传统观点，认为近代早期“军事革命”期间普通士兵境况极其多样，作战动机并非完全源于严格训练下的机械性集体服从，生活与思想并未完全由军事贵族主导。

除贵族军官和普通士兵外，近代早期军事文本所表现的观念变迁同样成为“军事革命”社会文化转型研究的重要部分。英国格拉斯哥大学贝雅特斯·霍伊泽尔认为，传统“军事革命”概念过分强调技术因素，但人们对军事技术的接受与应用更多受到思想和文化制约，故“最重要的变化是人类思想上的变化”。霍伊泽尔所说的思想与文化因素，并不局限于贵族阶层的骑士精神与普通士兵的服从意识，而拓展到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文化与观念。这种对观念与文化因素的强调，系统表现在“军事启蒙运动”（Military Enlightenment）研究中。20世纪90年代，以色列裔美国军事史学者阿萨尔·迦特指出，18世纪中叶欧洲军事文献数量急剧增加，原因在于启蒙运动的思想与文化影响。约翰·林恩等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军事启蒙运动”概念，认为启蒙观念中的科学与理性因素被广泛应用于军事行动中。其中，美国阿德菲大学教授阿姆斯特朗·斯达克指出，在18世纪启蒙运动影响下，军事作家们（military authors）在军事技术创新外也认识到战争心理的重要性，并希望“通过重新燃起军事精神来寻求胜利”。

“军事启蒙运动”概念将启蒙精神在军事领域的投射视作近代欧洲军事变革的重要动力，拓展了“军事革命”概念立论基础，从而丰富了传统“军事革命”叙事。近年来，对该论题的研究以欧洲各国“军事启蒙运动”形式展开。如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克里斯蒂·皮奇切罗以法国为例考察了“军事启蒙运动”的多元面相，涵盖军事社交和集体认同、爱国主义及英雄主义等主题，并指出“这些主题塑造了现代战争制度、实践和思想”。英国斯旺西大学尤金·米亚金科夫将“军事启蒙运动”引入18世纪俄国军事文化研究，认为尽管俄罗斯的军事启蒙进程和效果均与欧洲不尽相同，但“启蒙运动对俄罗斯军事文化有着重要、深刻和持久影响”。启蒙精神对“军事革命”的推动作用已然得到认可，正如斯达克所言，“军事启蒙运动”推动了现代战略思想形成，并奠定了18世纪各国军官队伍专业化的观念基础。

在罗伯茨的最初论述中，“军事革命”对社会文化转型的影响，仅指军事变革对军队阶层流动及普通士兵的单向作用。20世纪末以来的更多研究，不仅补充了贵族阶层骑士精神与“军事革命”的复杂关联，推翻了罗伯茨关于军队内部阶层流动的观点，而且丰富了“军事革命”与士兵生活及精神状况相关联的论述。更重要的是，“军事启蒙运动”研究将“军事革命”立论基础引向一般社会文化与观念，指出文化因素与“军事革命”的双向影响。但即便该论题已取得诸多进展，在罗伯茨所谓中世纪与现代世界“分水岭”意义上，“军事革命”在除军事贵族与普通士兵外的其他社会群体中究竟引发怎样的变革，其他群体又怎样推动或阻碍“军事革命”进程，似乎尚未得到系统梳理和研究。

与“新军事史”范式下其他社会文化史研究相比，“军事革命”相关社会文化转型研究目前难称丰富。然而，“军事革命”研究的问题导向及宏观视野，无疑可为“新军事史”范式下其他研究提供补益。一方面，“军事革命”提高了其他“新军事史”研究的学术关注度。如塔里特虽质疑“军事革命”的准确性，却指出此概念推动了对近代早期军事变革的研究和思考，并促使历史学家认识到该时期战争的深刻变化及广泛影响。帕洛特同样认为，“军事革命”直接复兴并重塑关于战争和国家构建的争论，推动关于近代早期军事变革与政治、社会进程关联的广泛考察。另一方面，“军事革命”的宏观性与综合性可为补救“新军事史”碎片化危机提供帮助。“新军事史”范式下其他社会文化史研究，虽广涉各类论题，但始终缺乏集中问题导向及宏观视野，日渐失去方法与研究对象的统一性。以18世纪英国陆军史为例，相关研究在转向多元文化史后并未发展出独立理论和方法，反而成为文化史、劳工史和性别史等随意涉足的附属领域，缺乏进一步发展动力。相比之下，“军事革命”研究涉及政治史、社会史、技术史和传统军事史诸领域，并涵盖欧洲国家形成与西方全球崛起等论题，其宏观性与综合性特点，为融合作战史、社会史和记忆史等范式的“全景式军事史”（complete-picture military history）提供了重要镜鉴。

“军事革命”论题相关的贵族军官、普通士兵及“军事启蒙运动”研究，或深化并修正了“军事革命”之社会文化影响的传统论断，或为“军事革命”立论基础补充技术与组织之外的观念与文化因素。尽管与“新军事史”范式下其他社会文化史研究相比，“军事革命”论题下的社会文化转型研究尚不丰富，但其明晰的问题导向及宏观、综合性视野，提升了近代早期军事史研究学术关注度，并为处于范式危机中的其他“新军事史”研究提供借鉴。

近代早期欧洲“国家形成”（state formation）是现代世界起源研究又一关注焦点，在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和经济学中均为重要论题，“军事革命”研究同样关注此论题。罗伯茨认为，军事技术与组织革新导致大规模战争，进而以其管理与财政压力推动中央集权国家对军队有效控制，并促进国家金融机构和信贷体系发展，从而推动欧洲现代国家形成。“军事革命”对君主权力及国家制度转型的影响，构成罗伯茨观点的核心部分，甚至可以认为，罗伯茨的“军事革命”概念主要是为解释欧洲现代国家形成而提出的。

但考诸社会学界相关论述不难发现，罗伯茨对国家及国家形成的认知主要源自马克斯·韦伯、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和奥托·欣策等德国学者。韦伯认为，现代国家的主要特点为官僚制和理性化暴力垄断，其中“官僚制是把社会行动改造为理性的、有组织行动的特定手段”，而“暴力垄断的地位与其理性机构和持续运作的特性同样重要”。埃利亚斯承袭韦伯对现代国家的界定，指出始于封建主义的竞争与垄断机制“通过暴力垄断和赋税垄断达到土地垄断的巩固”，由之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官僚制与对内暴力垄断是韦伯与埃利亚斯界定现代国家的主要标准，但欣策指出，地缘政治对近代欧洲国家构建更重要，且“来自外部的压力对内部结构产生决定性影响”，因此“强权政治（power politics）与均势政治（balance-of-power politics）奠定了现代欧洲基础”。罗伯茨提出“军事革命”概念，以近代早期欧洲国家内部军事变革与外部战争解释现代官僚制国家出现，核心论点显然为前述社会学者论断之综合。

社会学家虽已道出现代国家形成的核心逻辑，却未详细考察国家形成具体进程及其与军事因素之间的关联。罗伯茨依据对瑞典史的研究，首次阐明“军事革命”与现代国家形成之间的历史性关联，由之开启历史学界对此问题的深入探讨。但罗伯茨犯了单向论证偏误，仅仅关注“军事革命”对现代国家形成的推动，而未顾及现代国家对军事变革的反向作用。杰里米·布莱克发现，1660—1760年中央集权国家政治稳定是该时期军事变革的原因而非结果，从而推翻了“军事革命”与国家形成之间关联的主流论断。帕克在此基础上提出折中观点，认为军事变革与国家形成相互推动，并无先后之分。印第安纳大学威廉·汤普森等进一步指出，战争、军事技术、国家形成及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复杂关联，构成推动近代欧洲历史发展的螺旋式进程。这种综合性观点逐渐被学界接受，罗伯茨的论断已被拓展，形成一种综合性视野，开启了更具包容性的研究路径。

在综合性趋势下，“财政军事国家”（Fiscal-Military State）成为“军事革命”与国家形成关联研究的重要领域。“财政军事国家”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约翰·布鲁尔提出，意指通过税收和财政创新维持大规模战争的国家。布鲁尔认为，“光荣革命”相关的政治和外交危机，导致英国税收急剧增加和公共管理机构规模扩大，推动18世纪英国成为“财政军事国家”，进而对英国政治结构、金融体系及各阶层造成深远影响。布鲁尔在此已将视野从“军事革命”与国家形成的宏观考察，转向对具体国家财政与管理组织变革的经验性研究。此后“财政军事国家”概念被陆续引入荷兰、瑞典、西班牙、哈布斯堡帝国和美国等的国家形成研究中。此外，“财政军事国家”也常以“财政国家”（Fiscal State）之名呈现。财政史学者所谓“财政国家”一般指“能够从市场源源不绝地大量汲取财政资源”的国家，其范畴更宽泛且并不特别关注战争因素，但战争始终是近代财政负担的“单一最大刺激因素”，故近代早期“财政国家”多数可视同“财政军事国家”。

然而，诚如某些学者所言，“财政军事国家”的解释框架在广泛传播的同时，也因其普适性而导致解释力大为减弱。一些学者在考察欧洲之外的现代国家形成论题时，同样使用了“财政军事国家”概念，并将其时段拓展至19世纪和20世纪。如迈阿密大学的斯蒂芬·哈尔西（Stephen R. Halsey）认为，中国在1850—1949年构建的“财政军事国家”，通过“将财富、官僚体制与枪炮以崭新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确保中国在恶劣的国际环境中能屹立不倒”。由“财政军事国家”所引申的“军事财政主义”（military fiscalism）概念，在19世纪及20世纪南亚和东南亚殖民研究中也得到广泛应用。“财政军事国家”及其变体在不同时空中的广泛应用，似乎标志着该概念已成为一种成熟的研究“范式”，促使学者在不同现代国家形成进程中寻找相同模型。相关学者尤其强调政府本身的财政汲取能力，税收与财政结构转型与否，俨然成了判断现代国家是否形成的核心标准。

近年来关于“军事承包商”（military contractor）及“承包商国家”（contractor state）的研究，从整体上质疑了近代早期欧洲各国中央集权政府作用，补充了“军事革命”与国家形成间的传统论断。德裔美国经济史学者弗里茨·雷德利希最早提出“军事企业家”（military entrepreneur）概念，用以指代近代早期“通过招募、供养和管理军队来获取利润”的私人承包者。晚近研究指出，“军事企业家”应容纳军事财政和供应的更多方面，因此强调一般“军事承包商”的作用，认为后者的影响涉及军队之外的财政体系等领域，并为行政知识和资源跨国流动提供重要途径。多伦多大学戈登·班纳曼和牛津大学教授帕洛特等对近代早期英国、法国和地中海地区军事承包商作了深入考察。帕洛特指出，17世纪法国军队依旧立足于传统借款、增税以及私人供应基础上，战争的财政与管理压力并未推动法国现代财政体系及现代国家形成，只是拓宽了传统财政汲取途径。帕洛特实际上揭示了“财政军事国家”概念的主要逻辑缺陷，提出如下疑问：类似的战争与财政压力是否仅作用于君主与政府？类似的压力是否只能推动相近的发展路径？

部分学者明确指出，“财政军事国家”概念过分关注政府财政收入，并默认政府直接控制军事资源调动和部署。但事实上，18世纪的军事资源调动与部署需大量借助军事承包商，“由承包商支配的资源是国家发动战争能力的核心组成部分”，在这一意义上可称此类国家为“承包商国家”。在此论题中，英国学者罗杰·奈，特等和西班牙学者拉斐尔·桑切斯的研究表明，不同政府应对承包商的方式对其国家形成进程影响巨大，18世纪英国和西班牙的发展路径因之差异显著：西班牙政府放任军事承包商，致使承包商取代部分政府机构职能，英国政府则通过分解合同控制承包商，并推动承包商在相互竞争中更具效率。“承包商国家”相关研究反映出，传统“财政军事国家”概念过于简化。近代早期“军事革命”虽推动了欧洲各国政府机构转型，但早期现代国家并无能力应对“军事革命”带来的巨大挑战，因此不得不借助军事承包商等私人群体协助。对军事承包商群体的关注，不仅弥补了“财政军事国家”概念内在逻辑缺陷，丰富了现代国家形成的历史图景，也为解释欧洲国家不同发展路径提供了有用的史学框架。

作为跨学科论题，“军事革命”与现代国家形成之关联的研究，在历史学领域呈现由宏观概括至微观个案化的发展进程，其中个案研究在提炼为“财政军事国家”与“承包商国家”等史学概念同时，不应切断与相关学科的联系。在历史学之外，历史社会学同样关注军事变革与现代国家形成问题。20世纪中叶以来，政治学与社会学界“回归国家”潮流兴起，现代国家形成重新成为核心议题。部分历史社会学者在韦伯和欣策基础上，考察社会经济或地缘政治对早期现代国家和政权结构的影响，聚焦于国家武力强制与财政汲取能力，旨在为早期现代国家形成提供全面理论解释框架。在关于“军事革命”与现代国家形成问题研究中，历史学与历史社会学相互推动。一方面，历史学相关研究为历史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材料。历史社会学作为社会学分支领域，比其他社会学研究更强调对具体历史材料的梳理与利用。历史社会学家关于现代国家形成的理论，显然需要大量借鉴历史学界对“军事革命”及其他军事史问题的论述。历史学者对欧洲各国军事史及国家形成进程的研究，尤其晚近关于“财政军事国家”与“承包商国家”等论题的研究，无疑为历史社会学者的理论提供了丰富材料。

另一方面，历史社会学的国家形成理论，亦为某些历史学论题提供理论支撑。如查尔斯·蒂利将国家形成的一般过程总结为“战争—财政负担—增强汲取—行政与管理组织增强—国家形成”，并进一步总结为强制与资本因素的推动。此观点被诸多历史学者接受，如英国政治史学者塞缪尔·芬纳认为，现代国家形成初期欧洲君主的胜利主要源于“强制和搜刮的循环”，换言之，“军队需要利用强制才能获取税收，而只有税收才能让军队继续利用强制”。

无论在历史学界还是历史社会学界，“军事革命”相关论断均已成为欧洲现代国家形成研究主流范式之一。“军事革命”概念虽是社会学“战争和国家形成”相关理论产物，但罗伯茨开启对军事变革作用进程的具体考察，推动了近代“财政军事国家”和“承包商国家”等经验性研究。然而，历史学界关于“军事革命”的研究并不局限于考察欧洲社会文化转型和现代国家形成，此论题对近代早期世界格局转型的关注使其超越欧洲范围，成为全球史研究的重要概念和新领域。

相较于社会文化转型和现代国家形成，近代早期世界格局转型无疑是现代世界起源研究中更重要的论题。这一转型进程在学界常被等同于欧洲的全球性崛起，对该进程的解释广泛涉及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因素，“军事革命论”自20世纪中叶以来也成为一种主流解释模式。帕克在承袭罗伯茨基本观点基础上，以海上“军事革命”解释近代早期欧洲全球殖民的初步成功，认为“由于16、17世纪‘军事革命’造就的军事优势，西方才得以首次确立全球霸权”。其他历史学者如威廉·麦克尼尔也认为，欧洲“军事革命”造就的武装优势与海外商业冒险相互强化，使欧洲广泛影响了“亚洲、非洲和美洲的日常生活”。除此之外，经济史学家菲利普·霍夫曼从经济因素入手考察欧洲崛起，认为欧洲特殊的政治发展与频繁战争，推动其火药武器超越其他地区，从而使欧洲在1800年左右控制了全球约1/3的领土及重要海上通道。在国际关系史学界，剑桥大学学者杰森·沙曼指出，在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对近代欧洲霸权崛起的解释中，“军事革命论仍是他们所设定的理论基础”。持此类观点的学者，往往很少关注欧洲之外地区的军事发展状况，因此不自觉陷入“西方中心论”窠臼。一如解释西方崛起的政治或经济“优越论”，此处的军事“优越论”只是将“代议制”或“资本主义”替换为“军事革命”而已。在这一意义上，关于西方崛起的“军事革命论”也只是西方中心主义在军事史领域的呈现。

20世纪晚期以来，全球史修正主义者重新审视了近代早期东西方经济实力和欧洲崛起“军事革命论”观点，认为西欧崛起并非源于其独特制度、文化因素的长期积累，以及由之而来的强制与经济生产能力，而仅仅是迟来的偶然结果。在诸多修正主义者中，“加州学派”立足近代早期中国与西欧的经济史研究，利用“交互比较”方法提出东西方“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的经济学阐释。如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认为，19世纪中叶之前亚洲在经济上更具优势，以英格兰为主体的西方崛起只是海外殖民地及煤炭资源优势的偶然推动所致。罗伯特·马克斯（Robert B. Marks）继承了前述观点，指出近代早期西方扩张的动因是其贫弱而非富强，欧洲自身的边缘地位导致各国激烈“争夺在亚洲市场贸易的优先权”，以试图“在这个仍被亚洲支配的世界里寻找积累财富和力量的途径”。尽管“加州学派”等全球史修正主义者主要在经济方面重估了近代早期东西方实力，其研究却间接推动了对西方崛起“军事革命论”的重审，进而将“军事革命”研究引入非欧洲地区，挑战了西方崛起的“军事革命论”观点。

一方面，全球史修正主义者对近代早期东西方经济实力的重估，推动了对同时期欧洲征服范围及其军事优势的重新检视。20世纪后期，学界已对近代早期欧洲扩张的有限性形成基本共识。如埃里克·沃尔夫（Eric R. Wolf）指出，在18世纪中叶之前，欧洲各国仅在落后的美洲和西伯利亚等地区占据优势，在东方则仅限于沿海并不稳定的定居点和贸易据点。即便在这些范围有限地区，欧洲军事优势亦非其获得胜利的唯一原因。澳大利亚学者乔治·劳德森认为，殖民者凭借高效远洋运输系统将武装力量集中投射到特定地区，应为近代早期欧洲取得优胜地位的主要原因。威廉·汤普森同样指出，军事因素只是近代早期欧洲海外征服的优势之一，其他优势可能源于被征服对象的政治弱点、土著盟友支持以及全球政治经济的宏观演变。加拿大军事史学者詹姆斯·伍德认为，西班牙征服美洲主要得益于传统军事行动与意识形态，其征服战术的精髓源自中世纪晚期小规模战争行动制度与观念，而非“军事革命”产生的国家常备军力量。这些研究虽仍以欧洲立场为出发点，但已开始具体分析近代早期欧洲征服方法与手段，将其与线式阵型或棱堡等“军事革命”特征剥离，指出欧洲对其他地区的征服借助了多种因素，与欧洲内部“军事革命”进程关联不大，从内部质疑了“军事革命”推动西方崛起的论断。

另一方面，部分研究者将视野投向非欧洲地区，利用“交互比较”方法重新考察近代早期东西方军事实力格局。以往秉持“欧洲中心论”的学者，或将“欧洲变革详尽而学术化的理解与亚洲变革过于简单、模糊的理解进行比较”，或将“欧洲社会变革较剧烈的某个阶段孤立起来看待，从而得出片面理解”。西方崛起的“军事革命论”观点，同样源于对非欧洲地区的无知和漠视。如麦克尼尔虽承认其他地区也存在“军事革命”进程，却依旧认为唯有欧洲凭借“开放的信息社会”及“彼此竞争之国家体系”，才能同时完成军事技术、训练与财政等方面革新。直至近年，部分学者开始对近代早期东西方军事变革进程进行对比考察。如沙曼从国际关系视野出发，指出西方崛起“军事优势论”中潜在的“欧洲中心论”偏见遮蔽了“来自其他区域的理论洞见”。通过对欧洲殖民地区军事力量的系统考察，沙曼指出欧洲早期扩张与“军事革命”并无直接因果关联，其海外扩张主要得益于土著盟友支持，以及欧洲人面对强大对手时“审时度势的卑屈姿态”。雅各布等同样指出，传统“军事革命”论忽视了全球政治经济宏观演化，以及非欧洲地区的内部斗争、政治衰落等因素；此外，深入考察近代早期美洲与亚洲地区可发现，欧洲对弱势地区的征服从未受益于“军事革命”，而亚洲强国同样存在重大军事变革进程。此类以东西方实力对比为出发点的考察，再次挑战了西方崛起的“军事革命论”。相较于仅从欧洲立场出发的研究，沙曼和雅各布等对非欧洲地区军事发展状况已有更清晰认知，均注意到亚洲地区的重要军事变革，其中雅各布全面概述了亚洲各国的“军事革命”进程，而其依据的材料源于有关亚洲“军事革命”的诸多专题性论著。

近年来，部分西方学者深入考察了近代早期亚洲地区的“军事革命”进程，广泛涉及奥斯曼帝国、印度、中国、日本和朝鲜等地。这些学者多以亚洲国别史为研究专业，在熟知欧洲“军事革命”研究的同时，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历史亦有深入了解，因此能够借鉴欧洲史视野和概念考察同时期的亚洲历史。在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中，奥斯曼帝国在近代早期与欧洲地区频繁交战，其相对军事优势一直持续至17世纪末叶。乔治敦大学教授伽柏·阿戈斯东对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变革作了系统考察，指出帝国的军事技术在18世纪之前并不弱于欧洲，相关军事变革推动了帝国资金、后勤与基础设施体系建设，而帝国稍晚时期的军事衰落只是其经济与政治方面停滞所致。近代早期的印度地区同样与欧洲存在密切军事接触，该时期的印度军事史吸引了加尔各答大学考希克·罗伊等学者的关注。在罗伊等的研究基础上，美国印度史学者理查德·伊顿等认为，印度德干高原部分地区在16世纪中叶经历了“军事革命”进程；路易斯安那大学安德鲁·加尔萨则具体论述了18世纪之前莫卧儿帝国的军事变革，指出该时期印度军事机构是专业知识、技术与战术有效结合的产物，由此产生的联合军事系统改变了南亚的战争行为。但阿戈斯东等集中于考察伊斯兰帝国的军事技术与组织变革，甚少涉及军事变革对社会文化及帝国政治等方面的影响，其研究显然仍有较大拓展空间。

东亚地区在近代早期与欧洲的军事接触相对较少，但该地区的军事变革同样得到很多关注。该方面研究由少数军事史领域的美国汉学家主导，代表者为孙来臣、欧阳泰与龙沛等。传统观点认为，中国虽是火药发源地，但火药武器在近代早期已落后于西方。此类笼统说法已被更深入的研究纠正，如孙来臣弥补了16世纪之前中国的火药武器应用史，认为“明代早期的中国和早期的大越，都是世界上最早的火药帝国”。欧阳泰则从整体上对东西方军事变革进程作了对比，指出元明易代时期（约1350—1450年）中国的火枪装备率远高于同期欧洲，而明清易代时期（约1550—1700年）在军事方面也与西方不分伯仲，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东西方军事“大分流”论题。除中国之外，15—17世纪日本“战国时代”的军事变革早已为学界关注和研究，一些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日本军事革命”概念。另有学者认为，该时期日本的军事变革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朝鲜军事革命”发生。与此同时，龙沛对亚洲地区军事变迁进程做了整体性研究，据此提出“亚洲军事革命”（Asian Military Revolution）概念，指出近代早期亚洲在军事方面并未落后欧洲太多。不可否认的是，由于长期承平所带来的停滞或中央政体对军事技术发展的有意压制，亚洲国家的军事力量在19世纪出现相对衰落，东西方在军事方面呈现出不同发展趋势。然而，稍晚时期的军事衰落并不能否定亚洲地区近代早期“军事革命”进程。欧阳泰与龙沛等大幅拓展了“军事革命”研究的空间范围，使这一论题成为除“大分流”之外对比东西方历史发展进程的又一重要领域。但与伊斯兰诸帝国“军事革命”研究类似，东亚“军事革命”相关研究也甚少考察军事变革的政治与社会影响，补足这一缺陷应为未来研究之重要方向。

在修正主义全球史学者影响下，“军事革命”与欧洲崛起之间的因果关联遭到诸多质疑乃至颠覆性挑战。对近代早期欧洲征服范围及其军事优势的重新检视，从内部质疑了“军事革命”推动西方崛起的传统论断；而利用“交互式比较”方法重新考察近代早期东西方军事实力格局，以及对近代早期亚洲不同地区军事变革进程的深入研究，则从外部挑战了西方崛起的“军事革命论”阐释模式。此类质疑与挑战大幅拓宽了“军事革命”论题的地域范围，使其成为近代早期全球史研究的重要领域。欧阳泰甚至认为，若以军事技术与战术传播为标准，13—18世纪存在一种“全球军事革命”（Global Military Revolution）。

西方学界“军事革命”研究的发展与演变，既是不同领域与多学科交叉碰撞的结果，也是西方学术理念与方法革新的重要体现。20世纪中期以来，“军事革命”研究在与“新军事史”范式下的其他社会文化史研究形成互补性关联的同时，借助社会学的“国家形成”理论开创了“财政军事国家”等论题，并借鉴全球史领域的“大分流”研究将视野转向对非欧洲地区军事变革的考察。简言之，西方“军事革命”研究整合了近代早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世界格局转型等论题，构建并更新了以军事变革为中心的现代世界起源阐释模式。就史学意义而言，“军事革命”与“工业革命”等概念类似，核心价值在于推动相关研究的多维视野参照与深化，而非提供一种普适性理论；就对现代世界起源的观照及其涉及地域广度来说，“军事革命”又超出了局限于欧洲范围的“工业革命”概念，而与“大分流”共同成为全球史的重要领域和新的学术生长点。

尽管如此，西方学界的“军事革命”研究仍存在不足之处。其一，在欧洲社会文化转型研究中，“军事革命”相关论述依旧局限于贵族、士兵及军事观念等少数范畴，甚少涉及“军事革命”在更广泛社会阶层中的影响。“军事革命”研究虽有助于补救“新军事史”范式下其他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碎片化危机，但同样可从后者更丰富的研究经验中获益，该方面仍有很大拓展与深化空间。其二，在“国家形成”论题中，历史学与历史社会学之间的跨学科关联仍存在一定隔阂。历史学者多认为历史社会学理论过于宏观，难以解释具体时空中的复杂历史变迁。如美国学者维克多·李·伯克（Victor Lee Burke）构建了西方国家体制形成模型，认为“文明之间的相互冲突导致了西方国家体制的起源”。但此种涉及普世、超宏观和宏观层面的理论模型，对具体历史研究似乎价值有限。如何借鉴历史社会学相关理论，同时又不失去历史学自身特质，对西方“军事革命”相关历史学者而言依然是一个重要问题。其三，西方学界虽已开始重估“军事革命”与西方崛起之间的关联，但相比于对西方地区“军事革命”的众多研究，学者对亚洲地区的研究仍明显不足。此外，此类研究多局限在传统军事技术与组织层面，对军事变革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之间互动的关注相对不足。因此，在推进对近代早期亚洲地区“军事革命”研究外，军事变革如何推动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转型，政治与社会形势如何影响军事能力变革，应是未来亚洲“军事革命”研究的重要课题。

在“军事革命”论题的学术意义日益凸显之时，部分学者仍试图否定“军事革命”概念的存在价值，认为各个时代与地域中的军事变革均为渐进演化进程，因此不存在特定的“军事革命”阶段。此类观点显然未认识到“军事革命”概念对现代世界起源问题的观照。欧阳泰认为，“军事革命”概念不仅“有助于推动对欧洲和东亚的比较研究，吸引学者对步兵训练、防御技术和国家中央集权等现象的关注，还提醒我们注意国家间持续战争在刺激军事和社会革新以及跨文化技术交流方面的重要作用”。欧阳泰的论断，实际上道出“军事革命”论题未来研究的宏观路径：不仅要分别考察欧洲与亚洲各自的“军事革命”进程，也应兼顾东西方跨文化交流现象，进而在流动性框架中考察整体性“全球军事革命”论题。

系统梳理和评析西方“军事革命”研究的发展演变与优劣得失，在研究视野与研究内容方面为国内学界相关研究提供重要学术参考。在研究视野方面，西方“军事革命”研究开启了对近代早期东西方军事发展路径差异的考察，为国内学者纠正“西方中心论”等偏见提供新途径。自“加州学派”提出东西方经济“大分流”观点以来，国内学界已有大量讨论，并以之为基础重新审视了“西方中心论”及近代早期史研究范式的转变。“军事革命”研究的全球史路径，开启对近代早期欧洲与亚洲军事实力的对比与重估，实际上提出东西方军事“大分流”论题。此论题在国内学界目前仅受到个别学者关注，未来存在较大研究空间。若综合考察东西方军事与经济方面的“大分流”，应能构建一幅更完整的近代早期世界史图景。

在研究内容方面，西方学界“军事革命”研究对近代早期欧洲社会文化转型与现代国家形成等论题的扩展与深化，为国内欧洲史学者考察相关论题提供新参考。“财政军事国家”和“军事启蒙运动”等论题，均可作为国内欧洲史学界相关研究的重要参考方向。其中，“财政军事国家”与“承包商国家”等论题结合了政治史与财政史等，对整体上理解近代早期欧洲政治经济转型具有重要价值；而“军事启蒙运动”论题融合军事史、思想史、书籍史等领域，并与传统启蒙运动研究密切相关，或可成为国内欧洲史学界未来极具研究潜力的交叉领域。目前国内依旧鲜有学者从“财政军事国家”等视角考察近代早期欧洲史，除对近代早期欧洲“承包商国家”和军事编练思想等领域的少数引介外，国内学界尚未见到更多研究。

此外，西方学者将“军事革命”研究引入亚洲地区，也为国内学界推进明清时期中国“军事革命”研究提供重要契机。欧阳泰与龙沛等西方学者从区域史和全球史层面为亚洲“军事革命”研究提供框架，但对具体国家“军事革命”的进一步考察，尚需对基本史料作更深入梳理与分析。就拓展并深化明清时期中国“军事革命”研究而言，国内学者显然责无旁贷。事实上，国内学界对该问题已有一些研究，尤其系统考察了该时期西洋火器等军事技术的传入与应用。但此类研究主要关注军事技术的制造、传播与应用，对军事变革的社会与政治影响关注相对不足，这一缺陷或可通过借鉴西方“军事革命”研究加以弥补。概言之，对国内欧洲史和中国史学界而言，西方“军事革命”研究提供了重要学术参考，可借鉴其研究视野与方法，取精用宏，开创自身独特的“军事革命”研究。

（作者杨领，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马瑞映，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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