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路三国 — 何处望神州？
按：2021年4月，借助探知游学的平台，我与朋友们开启了“寻路三国——蜀汉风云”之旅。原计划年内完成系列旅途，但时代风云莫测，行程一次次按下暂停键。今年8月末，我对走过蜀道开始感到绝望（有时是羞辱），中止了未完成的所有计划。冬去春来时，我当然会重新出发，在等待春天的日子里，至少可以在笔端重温走过的路。
汉水东流，冲出大巴山与唐河相会，然后骤然南转，划出华丽的U型曲线，向长江疾驰而去。这条U型曲线得天独厚，构筑起过于宽阔的护城河，守卫着烽烟散尽的襄阳城。
游人来到襄阳，规定动作之一是花10元钱登临古城墙。像绝大多数古城一样，建于明洪武年间的城墙并未躲过上世纪狂飙突进的拆城运动，只余临汉门一段供游人打卡，俯瞰涛涛汉水，遥望樊城新貌。
襄阳城临汉门
汉献帝初平四年（193），17岁的诗人王粲，精疲力竭地渡过汉水，与扶老携幼、衣衫褴褛的难民们一同瘫倒在襄阳城前，悲欣交集，不堪回首。
王粲本来不该经历这样的漂泊，仅仅3年前，他还在京城洛阳过着锦衣玉食、裘马轻狂的生活。他出身于山阳郡（今山东济宁一带）名门望族，曾祖王龚、祖父王畅都位至三公，父亲王谦做过权倾朝野的大将军何进的长史，可惜英年早逝。
190年，董卓率领凉州军团的虎狼之兵进入洛阳，挟持汉献帝西狩长安。王粲也随之而来，拜访家族故交——在长安政府炙手可热的一代文宗蔡邕。蔡邕惊异于王粲的早慧，夸张地赞叹这个其貌不扬的少年，并慷慨赠送万卷藏书。王粲就此一飞冲天，名满京华，畅想着顺理成章的远大前程。
一炊之间，黄粱梦醒。长安城内，先是心系汉室的太尉王允蓄势而动，联合吕布的并州军团除掉董卓，蔡邕也受到牵连，冤死狱中；继而董卓部将李傕、郭汜拥兵作乱，王允被杀，吕布败走，汉献帝与王公大臣成为人质；此后，各方“勤王军”纷至沓来，凉州叛军内部也反目成仇，兵连祸结，“长安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
王粲的青春时代戛然而止，他来不及思考历史的方向，匆匆收拾好行囊，洒泪告别亲朋好友，就加入了绵延不绝的流民队伍。出长安城不远，撞入眼帘的是尸横遍野的帝国屠场，秃鹫与乌鸦在空中盘旋，瘦骨嶙峋的饥民在白骨间择路而亡，一个逃难妇女，将新生婴儿抛弃在杂草间，婴儿嚎哭不止，抽泣的妇女不断回望，但始终没有停下脚步。17岁的王孙公子还无法面对末世真相，只能落荒而逃，将恐怖的记忆化作肝肠寸断的吟唱：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
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
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
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
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
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
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
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王粲将此诗命名为《七哀诗》，《文选》注解题：“七哀，谓痛而哀，义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闻见而哀，叹而哀，鼻酸而哀也”。”
汉帝国的崩溃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移民浪潮，犹如一场核爆炸，人口由中原向四方辐射。根据贺昌群先生研究，“中原人士转徙四方者，大抵可分四个区域：（一）自三辅（关中平原）入汉中、巴蜀，（二）青、徐（山东东部、江苏北部）之人或北走幽、冀，或远赴辽东，（三）或入扬州，或南渡江左，（四）兖、豫（河南南部，山东东部）士庶，或入荆州，南转交趾”。王粲身在三辅，但家在兖州，流徙荆州者，必然有许多乡里故旧，因此“复弃中国去，委身赴荆蛮”。王粲的逃亡路，就是历史上名闻遐迩的武关道。大致由长安东南行，翻越秦岭，进入今商洛地区，或陆路或水路（视季节而定），再经武关（位于今陕西丹凤县）进入南阳盆地，再南行到达江汉平原。这条路里程漫长，前半段山高谷深，供给缺乏；后半段兵戈扰攘，性命堪忧。可以想象，王粲的同路人，许多饿毙于中途，许多湮没于烽火，最终渡过汉水抵达襄阳者，只是一小部分。
在汉帝国绝大多数时候，襄阳及其所在的荆州刺史部都缺乏存在感。这里固然有楚文化的辉煌往昔，但汉武帝后300年间，在中央集权话语的刻意遗忘下，荆州地区已经被重新构造成“华夏边缘”，为宗贼土豪所盘踞。直到汉末政治秩序崩溃后，以今湖北省为核心的荆州地区才赢来又一次文化启蒙。
襄阳博物馆馆藏汉末文物
1993年5月，考古人员在襄阳城东街新华书店建综合楼时发掘出一座大型残砖墓，经专家鉴定，墓主人是汉末首任荆州牧——刘表。
刘表也是山阳郡人，年轻时求学于王粲祖父王畅门下。按照当时说法，刘表是王家“门生故吏”，这是汉末社会颇具感召力的身份认同。在“处士横议”的党人时期，王畅位列“八俊”，刘表位列“八顾”，曾在同一政治旗帜下并肩作战。基于两家深厚的渊源，王粲远赴荆州，应该是期待得到刘表的照顾。
汉献帝初平元年（190），洛阳的冲击波传至荆州，刺史王叡被孙坚所杀，荆州宗族“各阻兵作乱”。作为继任荆州刺史，几乎孤身南下的刘表“单马入宜城”，联合荆襄大族蒯氏与蔡氏，闪电般斩杀55位宗族领袖，迅速控制了荆州政局，并将州治从偏僻的汉寿（今湖南常德）北迁到水陆交通便捷的襄阳。刘表无称霸之心，却有治理之才，“招诱有方，威怀兼洽，其奸猾宿贼更为效用，万里肃清，大小咸悦而服之”，短短几年内，荆州即“年谷独登，兵人差全”。海内分崩之际，荆州反而秩序稳定，吸引众多北方移民南渡汉水。
在这些惊魂未定的移民中，有数以千计来自关西和兖、豫二州的学士，他们都得到刘表妥善安置。刘表还创立学校，支持他们“博求儒术”，“弦歌不辍”，綦母闓、宋忠等大儒撰写五经章句，延续了汉代经学摇摇欲坠的传统。唐长孺先生说，“数以千计的‘学士’”聚集在荆州，使荆州代替洛阳，成为全国的学术中心”。
在襄阳古城正中，有一处新建的三层仿古建筑，名为“昭明台”，以纪念编撰《文选》的梁昭明太子萧统。昭明台现在是襄阳市博物馆所在地，宣教部主任非常热情，很细致地讲解了常设展——襄阳通史陈列。展览设计得很专业，对于我而言，只有一个小遗憾，有关刘表的文字少了些（展品也有局限）。以昭明台作为城市地标及博物馆，襄阳市政府显然在暗示文脉所在，但襄阳文脉，真正的奠基者，当然是早于萧统300余年的刘表。
和同时代多数军阀不同，刘表身上，最显著特征是汉末名士气质。名士喜欢自我标榜，也参与政治权谋，但他们从不怀疑汉儒的价值体系，只是赋予了更多理想主义色彩；他们不想成为皇权的替代者，哪怕在帝国崩溃时，他们想做的，也只是重建统治秩序。他们相信，那个延续了400年的汉室江山及其礼乐文明，在历尽劫波后会浴火重生。王粲抵达荆州的第二年，年近九旬的海内大儒赵岐执意“自乘牛车，南说刘表”，是因为他相信刘表是同道中人，是汉室复兴的希望所系。
汉末的丛林世界显然并不配合名士们的期待，政治理想主义的高调早已经唱完，舞台中心必然让位给功利主义者（如曹操）与虚无主义者（如刘备）。刘表控制荆州20年，一方面延续着“弦歌不辍”的汉儒梦；一方面，又与残破现实不断进行政治妥协（比如与地方大族蔡氏联姻），终于注定了他尴尬的历史角色。对于栖身荆州的士民而言，这20年却是暴风骤雨中短暂的港湾，假如侥幸可以度过漫长的余生（汉末并不常见），他们也不会再遇到另一位“爱人乐士”“无他远志”“从容自保”的州牧。
襄阳古城，昭明台在雨雾中若隐若现
并非每个人在刘表治下都感到幸运，王粲的荆州岁月就总是愁云惨淡。尽管有世家之交，师友之义，他留给刘表的印象却并不美好。史料上解释：“表以粲貌寝而体弱通侻，不甚重也。”大意说王粲形象不佳，而且举止不得体。另一条史料更具体，说王粲身材矮小，又有些肥胖。汉末名士重视个人品貌，比如形容党人领袖郭泰“身长八尺，容貌魁伟”；而刘表“身长八尺余，姿貌温伟”。当短小粗胖的王粲如丧家犬般出现时，美男子刘表似乎无法掩饰心底的轻蔑。
刘表不喜欢王粲，更重要的原因还是文化志趣不同，汉末名士重经学背景，刘表欣赏的，多是宋忠一类硕儒，性情沉深厚重；王粲则是文学青年气质，不拘礼法，放浪形骸，能够与文学家蔡邕意气相投，却很难入老派人物刘表的法眼。汉魏之际，士风正在悄然发生改变，两代人的价值取向出现明显分野。建安三年（197），同时代另一才子祢衡被曹操送到荆州，刘表欣赏其文章，但无法忍受他狷狭骄狂的个性，竟借江夏太守黄祖之手除之后快。
作为同乡世交，刘表对王粲应该有所照顾，但同时将他束之高阁。王粲没有生计之虑，整日无所事事，岁月淹迟，功名不立，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所能寄托者，唯酒与诗也：
荆蛮非我乡，何为久滞淫。
方舟泝大江，日暮愁我心。
山冈有余映，岩阿增重阴。
狐狸驰赴穴，飞鸟翔故林。
迅风拂裳袂，白露沾衣襟。
独夜不能寐，摄衣起抚琴。
丝桐感人情，为我发悲音。
羁旅无终极，忧思壮难任。
这首《七哀诗》大致作于他羁旅荆州十年之后。王粲怀才不遇，借酒浇愁，酒后泛舟江上（很可能是汉水），落日、寒江、山川、走兽、飞鸟，宇宙间一切存在物都触动他的忧愁，也陪伴着他的孤独。方东树评王粲诗文，“苍凉悲慨，才力豪健，陈思而下，一人而已。”对于生长于北方都市的王粲而言，荆州典型的南土景观别具一种视觉冲击力，为他的伤感带来崭新的意象，也冲破了汉乐府古朴浑厚的格局。
王粲如何度过漫长而无用的羁旅生涯，是历史记录者不会关注的问题。只能想象， 他是一个孤寂的漂泊者，在烽火暂熄的荆山楚水间从流飘荡，任意东西。
建安九年（204）秋季的一天，他登上后来见证了关羽末路的麦城城楼：
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
览斯宇之所处兮，实显敞而寡仇。
挟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长洲。
背坟衍之广陆兮，临皋隰之沃流。
北弥陶牧，西接昭丘。
华实蔽野，黍稷盈畴。
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
溽暑退去，田野丰盈，游目骋怀，心旌摇荡。秋日里的荆州风物带来丰富的视觉享受，却无法慰藉天涯游子的乡愁。
王粲怅然离去，在河湖交错、淫雨霏霏的荆襄古道上寻找着归乡之路。麦城楼上沉重的叹息却被定格在文学史上，成为一个经典pose，招引一代代旅人登高怀远，顾影神伤。
在王粲流浪的荆襄道上，邂逅一位神似张翼德的小伙子
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八月，刘表病逝于襄阳，复兴汉室的期待终成泡影，“从容自保”的荆州也危在旦夕。曹操大军压境，荆州各派势力在抵抗与投诚间展开争议，最终蔡氏与蒯氏家族的意见占据上风，继任者刘琮举州降曹。王粲当然也是投诚派，一条史料记载了他对刘琮的谏言。后世史家怀疑其真实性，认为王粲在荆州政府不会有这样大的话语权，但可以肯定的是，众多北来移民归乡的渴望，影响了刘琮的选择。
王粲归乡之旅又延宕了几个月，直到曹操在赤壁之战落荒而逃，才跟随残余部队回到朝思暮想的北方，此时，距离他仓皇南渡，已经16年。
在今日汉水北岸，有一座纪念北宋书画家米芾的祠堂，是遥望襄阳古城的最佳地点。遥想当年，这里可能还是江畔旷野，裹挟在残兵败将中的王粲，一定曾驻足回望“遭乱流寓，自伤情多”（谢灵运语）的荆州岁月
仿佛要弥补才子失去的年华，回到北方的王粲如鱼归海。他深得“诗人丞相“”曹操赏识，官至比二千石；又与曹操家中两位文学青年曹丕、曹植成为知音，加入赫赫有名的“邺城文学沙龙”，沙龙的常客还有孔融、陈琳、阮瑀、徐幹、应玚、刘桢，他们共同书写了慷慨悲凉的“建安文学”。曹丕在《与吴质书》中深情回忆邺城往事：“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己分，可长共相保。”
汉献帝建安二十一年（216），曹操再次发动对吴战争，王粲从军南征。在残存史料中，实在看不出王粲有什么军事才能，他主要的工作，大概还是起草一些辞采华丽的檄文。
阔别8年后，王粲重返南土，迎接他的，却是长江流域的病毒。王粲在年末染疫，第二年正月病逝于回师途中，年仅41岁。病毒也随归来的曹魏军队北传，在人口密集的政治中心邺城大规模扩散，蔓延成前所未有的全国性大瘟疫。
王粲的灵柩运至邺城，曹丕率领“邺城文学沙龙”诸友，来为共同的知音送行，“辞采华茂”的曹植则撰诔文。《世说新语·伤逝》对这场葬礼有着文学化的描述：
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 之。”赴客皆一作驴鸣。
在瘟疫笼罩的邺城郊外，两位年轻的王子，众多文武官员，还有几个月后即将因瘟疫逝去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共作驴鸣。他们“任情悖礼”地送别故友，也送别明天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