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体刊发了潍坊市委书记惠新安的一篇万余字讲话，文章标题为《山东一市委书记震撼发问：感觉跟南方不在一个时代，究竟该向他们学什么？》引发关注。

起因是此前的3月8日至13日，惠新安率潍坊市党政考察团到嘉兴、泉州、宁波、苏州、南通五市进行为期一周的考察学习。

考察归来，3月14日至15日，召开了全市解放思想优化环境加快高质量发展研讨交流会，惠新安就是在这次研讨交流会上，作了上述万余字讲话。

▲潍坊市市委书记惠新安

在讲话中，惠新安有几个观点特别需要注意：

政府对民营企业最大的支持，就是不干预；

与南方的差距，不仅让我们有强烈的危机感，而且产生了莫名的恐惧感；

南方是“法无禁止即可为”，而我们是“法无授权不可为”；

南方干部对国内、国际情况都了然于胸，交谈起来滔滔不绝、信手拈来，感觉我们跟人家不在一个时代。

惠新安面对差距，用了“恐惧”这个词语，应该是他的心里话，也可能是一种对干部的激励。无论如何，我想山东的焦虑是客观存在的。

山东为什么这么焦虑？因为山东在产业结构、发展后劲、人才吸引力等诸多方面已经感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山东，需要一次脱胎换骨的大变革，需要对标粤苏浙奋起直追。

其实，类似的危机感和讲话起始于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

刘家义曾在2018年2月22日做过一次讲话，当时被外界解读为“山东终于意识到自己落后了”，刘家义作为在中国执掌第三GDP大省的一把手，对山东的发展现状心急如焚。

他直接点出了问题：

“2016年，全省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比重为33.8%，分别比江苏、浙江低7.7和6.3个百分点，比我们的近邻河南还低1.1个百分点；

全社会科技研发经费支出占比2.30%，分别比广东、江苏、浙江低0.22、0.32和0.09个百分点；

PCT（《专利合作条约》）国际专利申请量广东有2.4万件，我省1399件，仅为广东的5.8%。”

换言之，山东已经确认自己与部分省份相比在科创方面进步太慢。

然而，山东的焦虑还不仅仅止于此，其实在经济总量、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指标上，山东与广东、江苏的差距也呈现继续扩大之势。相邻区域发力，山东欲发却无力，而且被挤压感越来越严重。

比如，京津冀协同发展势头强劲，长江经济带生机勃勃，中原经济区异军突起，但山东却相对“沉默”。山东参与国际合作的区位优势也越来越少，近年来受地缘政治变化影响，山东与日韩地方经贸合作不确定性增加，对外合作的海上大通道优势发挥不出来，山东的沿海区位比较优势正在迅速下降。

刘家义提出的方向是“加快建设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这个决策无疑是正确的。山东的重化工业占比过大，科技企业尤其是在全国能排上号的科技企业太少，确实需要补上这块短板。

只是，一个综合试验区恐怕还不够，而是要在日常的工作中对企业遇到的问题予以积极应对，认真解决问题，在这方面，山东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一年之后，问题果然来了。事情大致如下：凤岐茶社发源于山东但却成长于浙江，公司业务是通过“互联网+”技术孵化农业公司。

然而，就是这样一家企业在山东却难以落地推广，即使有院士专家的《建议书》，而且《建议书》经过山东省四位省领导批示，但“凤岐模式”在山东落地推广仍阻碍重重，以至于最终需要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在山东广播电视台的相关报道上做出重要批示。

凤岐茶社落户乌镇4年，借助乌镇峰会效应，在全国布局了13家众创空间和1家科技企业孵化器，共有280多家企业入孵、3000多家企业入库。

一个本该在基层通过正常运作和流程就完成的工作，却需要惊动省委书记，本身就是问题。更进一步说，是观念落后和机制灵活性、主动性不够的表现。

那么，浙江的效率是怎样的呢？凤岐的负责人说：“我们到乌镇后，事情最多只需要找一个人就可以办好。我把问题提出来，基本上就在两天内就会有相关部门来反馈，很快落实好。”

这就是山东与浙江的差距，效率的差距，执行力的差距。

类似的情况其实在广州也一样。我曾经接触过广州黄埔区的一位企业负责人，他到政府部门办事，因为客观原因没办成，结果第二天，政府办事人员居然主动电话询问，而且上门办理，但这并不是一家大企业，而只是一家中小型企业。

只要真心服务于企业，数据会说话：黄埔区去年的GDP总量是3465.18亿，在广州跃居第二，而且增速稳中有进，7.6%的增速也是位居广州第二。

相比之下，山东的某些具体办事人员恐怕要汗颜。

山东与粤浙苏的差距其实不在GDP总量，而在干部想不想干事儿的决心以及主动性、灵活性和创造性上。

很多时候是地方主官心急如焚，具体执行者可能悠哉悠哉。这是急迫感的缺失，更是一种夜郎自大和“等靠要”，总觉得山东经济总量还不错，甚至去年还在浙江前面。殊不知，浙江已经在数字化的大方向上加速，而山东却在吃老本。

山东与南方的差距还体现在哪些地方？干部的眼界、素养、格局恐怕也是一个重要的方向。

惠新安说：“南方干部对国内、国际情况都了然于胸，交谈起来滔滔不绝、信手拈来，感觉我们跟人家不在一个时代”。

为什么会这样？宁波、南通、广州等地的干部眼光比较开阔，固然与这些地方对外通商历史悠久有关，比如宁波早在1842年就被确认为通商口岸，南通早就有“新侨之乡”的美名，广州更是“千年商都”，当地的干部具有较多亲商、重商的情结，对于商贸文化有较为深刻的认识。

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些地方的干部因为处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经历了世界最新潮流的洗礼，他们的世界观和认知能力是力图与世界接轨的，是外向型的学习类心智模式，而不是得过且过保平安的状态。

以深圳为例，我亲眼见过深圳某局主要负责人在处理一系列文件和事项时，有条不紊，对于可以办的立即办，不能办的则当即提出专业修改意见，要求企业修改后，第二天即来办理。

南方的干部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被放到了一个极速变化的气场里，能不能为企业做好服务和平台，能不能招商成功，能不能以专业修养来处理问题，其实，无时无刻不是一场PK，因为一切都有数据说话。

既然处于这样的气场中，既然体系中的奖惩升降自然会发挥作用，虽然由于某些原因不能做到完全的“庸者下，能者上”，但是南方这些省份对干部的要求确实会高一些，不然，惠新安怎么会发出“感觉我们跟人家不在一个时代“的感慨呢？

山东要提速，主要要在干部队伍建设上下大功夫。干部的修养、格局、眼光一旦升级，山东的转型升级会加速。

结合最近一则新闻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院创新工程重大成果《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17：住房，关系国与家》近日在京发布。

2018年综合经济竞争力指数十强依次是：深圳、香港、上海、广州、北京、苏州、南京、武汉、台北、东莞。这里面有三个珠三角的城市。

我建议山东的干部多到珠三角的城市看看，和长三角又是不同的风格。去年10月，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曾率领济南市党政代表团赴深圳学习考察，这样的交流自然多多益善。

前述榜单十强中的广州、深圳、东莞的发展重心各有不同，但是地方政府发展经济都有一股力争上游的劲头。

以广州海珠区的“琶洲奇迹”为例，它是怎么从一片空地一跃而起成为广州的新经济代表的？三个词：大手笔、靶向招商、敲门招商。大手笔体现在：12平方公里的琶洲岛，有11条规划建设的轨道交通线路过这里，已建成运营的就有3条。

所谓“靶向招商”和“敲门招商”就是以小分队形式采用“走出去敲门”“陌生拜访”的办法,找到目标企业推介。他们不但拿着名单去上海、北京拜访目标企业，成都也是他们去拜访企业的目标城市。

海珠区北有富可敌省的天河区，南有集各种优惠政策、自贸区概念的南沙区，东有动力十足的黄埔区、广州开发区，就是在这样的强手如林的区位竞争环境中，海珠区居然在很短时间内就把腾讯、阿里巴巴、小米、今日头条的区域总部或是行业全国总部揽入怀中，没有点拼命三郎的精神是做不到的。

这是脚踏实地的“拼刺刀”，广州有一线城市的江湖地位与华南首屈一指的交通枢纽、文教资源尚且如此拼命，山东的对标城市又当如何？有没有这么拼的勇气，有没有这么拼的决心？

我曾专程到深圳南山区的深圳改革开放纪念馆凭吊改革先锋人物袁庚先生，在袁庚先生的雕像前，不禁想起袁庚的名言：“往前走，莫回头。”其实中国的改革和城市进步，从来不缺方法，更不缺人才，缺的是敢于勇往直前的魄力与一丝不苟的执行力。

山东要想学习南方城市的锐意进取，到深圳改革开放纪念馆倾听、回忆那段激情燃烧岁月的故事细节非常重要，蛇口模式、深圳精神、广东基因均在这方寸之地有充分展现。

当然是超越袁庚，这种超越不仅仅是对山东干部而言，也是对现在的南方干部而言。

超越袁庚的话题早在2002年就由《蛇口消息报》喊出，斯时“超越袁庚你敢说吗？”的豪气至今忆来还令人动容。是的，我们要的永远都是勇气和担当，我们要的不仅仅是怀念激情燃烧的改革岁月，更要以实际行动为中国创造一个更为美好的未来。

袁庚曾言：无论人类的历史怎样弯弯曲曲，它都是走向前去的。爱迪生发明的那个电灯泡，最初实验的时候只是半秒钟亮一下，但它后来却把整个世界照得灿烂光明。

这句话很温暖，我在南方，与山东以及北方的朋友们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