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张天彤（右三）在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尼尔基水库采访民间歌手鄂灵巧（左二）、孟桂芳（右二）、孟满永（右一）。张炜悦

中国国家版本馆党委书记、馆长刘成勇“国家版本馆，文明金种子！”7月30日，中国国家版本馆迎来开馆两周年，来到这里的参观者无不发出感慨。两年来，在构建丰富权威的国家版本资源总库、肩负赓续中华文脉使命方面，中国国家版本馆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日前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专访时，中国国家版本馆党委书记、馆长刘成勇介绍了国家版本馆的职责担当与未来规划。树起新时代文化新地标中国国家版本馆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擘画建设的文化传世工程。刘成勇表示，国家版本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规划建设国家版本馆的初心宗旨和考察国家版本馆时的殷殷嘱托，切实履行赓续中华文脉、坚定文化自信、展示大国形象、推动文明对话的职责使命，并行开展收藏、展示、研究、交流等工作，树起了新时代的文化新地标。两年来，国家版本馆收藏主业成果丰硕。坚持面向基层、面向民间、面向海外开展版本征集，国家版本馆针对基层单位、文化大家、民间藏家、名人后代开展劝捐寄存，把文化保护传承工作做到藏家心坎、百姓身边，成功征集到一批历史典籍资料和数字版本。唐写本《妙法莲华经》、宋刻本《棠湖诗稿》、宋拓本《西楼苏帖》、明抄本《使琉球录》等珍贵历史典籍先后入藏；《域外汉籍》数据库、《永乐大典》高清数字版、文澜阁《四库全书》数字版、马克思个人档案资料数据库等知名数据库版本分批汇聚。与此同时，作为全国典籍资料保存条件最好的单位之一，国家版本馆依托“1+3+

历史，偶然中昭示必然。103年前启航的小小红船，已成为“中国号”巍巍巨轮。103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了彪炳史册的历史伟业，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最为恢宏的华彩史诗。于群山之巅俯瞰大地苍茫，自时间长河洞见风云激荡。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大幕将启之时，中国共产党这个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时代为卷，以奋斗作笔，书写着新的壮美篇章。砥柱中流

再过几天就是中国共产党103周年诞辰，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来源：微信公众号“新华社”编辑：刘子靖审核：杨为民●

新华社快讯：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27日召开会议，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来源：微信公众号“新华社”编辑：刘子靖审核：杨为民●

（一）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中国要前进，就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习近平总书记的铿锵话语，是历史的回声，也是时代的号角。秉承数千年变革和开放的精神气韵，从开启新时期到跨入新世纪，从站上新起点到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接续推进改革开放这场伟大革命，绘就了壮阔恢宏的历史画卷，创造了世人惊叹的人间奇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全新局面。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田野景象。

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开辟事业发展新天地——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纪实改革开放，当代中国最显著的特征、最壮丽的气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掌舵领航、力担千钧，在新的历史关头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决策，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开辟事业发展新天地。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关键一招，更是一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和事业兴衰成败的伟大革命。改革潮涌、惊涛拍岸，神州大地日新月异，东方大国气象万千。领航掌舵再扬帆——“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绿意盎然的深圳前海石公园，镌刻着“前海”二字的巨石赫然醒目，宛如高扬的风帆。

荣新江参加《满世界寻找敦煌》首发活动。6月6日，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荣新江的新作《满世界寻找敦煌》在英国伦敦光华书店、法国巴黎友丰书店、美国洛杉矶长青书苑、日本东京内山书店及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上海书城和中国敦煌石室书轩同步与读者见面。中华书局为作者新书举办五国七地同步首发活动，是对荣新江40余年坚守中华优秀文化传承发展的至高礼仪。荣新江在回答《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提问时表示，今天中国敦煌学的成就是几代人满世界寻找敦煌（文献）的结果，希望《满世界寻找敦煌》一书能够帮助读者了解中国敦煌学从困境中走出的过程，“满世界寻找敦煌”之路依然漫长，它需要一代又一代学者的共同努力。看原件才能回到历史现场为什么要满世界寻找敦煌？因为只有看到原件才能回到历史的现场。荣新江寻找敦煌之路始于1984年9月，当时还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二年级硕士研究生的他，以交换生的身份到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学习10个月。虽然莱顿大学没有敦煌卷帙，但研究敦煌乃至西域各种语言文字材料的图书应有尽有，尤其是得到莱顿大学汉学院院长、《佛教征服中国》作者许理和教授与莱顿大学汉学院图书馆馆长马大任等国际友人的帮助，为他满世界寻找敦煌（文献）提供了很好的准备基础。40年里，荣新江的足迹印在五大洲的11个国家、48个城市，在英、法、德、日等国的敦煌吐鲁番文书收藏地，这些地方收藏有太多宝藏，如迄今为止全世界最早带有年款的雕版印刷品咸通九年《金刚经》、最早的针灸图、中国最早的连环画《妙法莲华经·普门品》，这些令他心跳的敦煌藏经洞文献，坚定了日后为敦煌学倾注一生的信心。荣新江认为自己是幸运的。在那个没有互联网、没有智能手机的时代，他仅凭手中一张纸质地图和国际友人的帮助，竟然实现了前辈们渴望走出去却很难成行的夙愿。为什么敦煌藏经洞里装有这么多好东西？是因为古代的寺庙是中古时期的文化中心。荣新江认为，古代的城市除了皇家图书馆，没有公共图书馆，所谓的公共图书馆就在寺庙里，老百姓可以随便进寺庙看里面的藏书。为此，荣新江强调，搞敦煌学研究一定要看原件，因为只有看到原件才能真正了解历史的真相。这样的例子在荣新江看来比比皆是。“1985年我在伦敦的英国图书馆把最重要的邈真赞全部抄过，包括项楚先生的录文《罗通达邈真赞》留下的空格也全部填上了。我拿着整理后的录文稿给饶宗颐先生看，他颇为惊讶。”荣新江说，“其实这不是我的本事，是因为我在那里看到了原件。”40余年来，荣新江对于问学经历、学术思想、治学方法的思考，形成了《敦煌学十八讲》《归义军史研究》《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和田出土唐代于阗汉语文书》《中国中古史研究十论》《从粟特到中国——丝绸之路史研究》等学术著作，出版后深受国际敦煌学界关注。受关注的原因在哪里？荣新江认为与其1984年9月至1985年7月间在欧洲寻找敦煌之路直接相关。荣新江说：“我的书（学术著作）首先是对学术的交代。”做历史研究的人应像司马迁那样，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就敦煌学者而言，应利用多年来把握的处理原始材料的能力和方法，直接从原材料中书写历史。这不仅是对个人的学术要求，也是为后辈学者留下丰富翔实学术资源的一种社会责任。握好振兴中国敦煌学接力棒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偶然发现，公元4世纪—11世纪的6万余件古代文献和艺术品露面，被誉为“打开世界中世纪历史的钥匙”。但数以万计的敦煌文物、文献被东西方列强的一些“考察者”“探险者”骗取和掠夺，令国人痛心疾首。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敦煌文化的保护、整理、研究和传播。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考察时强调，要加强敦煌学研究，广泛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充分展示我国敦煌文物保护和敦煌学研究的成果。这一重要讲话为矢志不渝的中国敦煌学学者进一步注入了精神力量。荣新江认为，从20世纪20年代的罗振玉、董康，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向达、王重民，再到21世纪的当代敦煌学学者，立志改变敦煌学学科建设和研究状况的坚韧与顽强始终不变。比如，近些年在中国出版界和敦煌学学者共同努力下，《英藏敦煌文献》《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北京大学藏敦煌文献》《甘肃藏敦煌文献》《浙藏敦煌文献》《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等一批高清晰度图录的成功出版，不仅改变了过去敦煌学学者借助微缩胶卷做研究的被动局面，也大大地缩短了中国敦煌学研究与世界的距离。作为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敦煌学研究者，荣新江认为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中国敦煌学研究可圈可点，主要体现在推出了一大批整理校录敦煌文献的优秀成果，这些成果极大地推动了历史学、语言学、宗教学、科技史、印刷史等领域的研究。此外，在解读、研究民族古文字文献方面，中国学者也取得了突破性成就。像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段晴生前带领她的团队致力于研究于阗语，取得了令学界瞩目的成就。荣新江自己做的“归义军史研究”，与西方学者及日本学者相比也处于领先地位。令荣新江慨叹的是，普通读者对于敦煌学出版物也表现出喜爱。他说，《敦煌学十八讲》本是高校教材，却吸引了社会上许多行业的读者关注。为此，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不得不又组织青年学者编写了一套包括敦煌历史、地理、社会、考古、艺术、文学、文献、宗教典籍、写本学等在内的“敦煌讲座书系”。这套书的编纂出版，超过了日本20世纪八九十年代编纂的《讲座敦煌》。“当前就中国敦煌学界而言，只有拓展领域、思考问题、沟通中外，才能与国际学者一道推进敦煌学研究。”荣新江认为，“这样做对于弘扬敦煌的学术和文化，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都是正面的。”古籍数字化关乎国家文脉荣新江对于敦煌学发展的思考远不止于上述。阅读荣新江撰写的《满世界寻找敦煌》《三升斋随笔》《三升斋续笔》《三升斋三笔》等著作，记者注意到，无论是40年前的青年学子，还是如今的国际知名敦煌学专家，荣新江的学术理念始终没变，那就是让百余年敦煌学在传承发展中开新篇，比如“古籍数字化”。荣新江认为，“数字化是国家战略，也是国家命脉。目前虽然古籍是全世界的共同资源，但不管谁做过，我们都还要自己做。”面对日益增多的古籍数字化产品，荣新江慨叹“古籍数字化建设真是迎来了一个很好的时代”。他建议，古籍数字化工作者更多地与学术界合作，因为学者们非常关心哪些古籍先发布、哪些后发布，以便在某些研究上抢占一些制高点。像“一带一路”文献研究，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文献研究，需要广东、福建、浙江一带的地方图书馆藏文献，如果这些图书馆的家谱类文献都数字化了，那将是我国学者占据这个学术制高点的一个关键。当然做任何古籍的数字化，都会对某一个学科的学术研究有用。“比如被誉为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之一的《赵城金藏》，虽然有《中华大藏经》的影印件作比照，但是学者们还是想看《赵城金藏》原本，这对现在整理旅顺博物馆收藏的佛典非常有帮助。因为只有看到《赵城金藏》原本，才知道《中华大藏经》是不是被描改过。由此而言，敦煌文献数字化回归，还有艰苦的工作要做。”荣新江说。编辑：刘子靖审核：杨为民●

供图2023年6月，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莫砺锋以《普及古典名著

以人文精神承载科学传播——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周忠和●

王旭斌浙江古籍出版社社长汇聚200多位浙籍先贤，出版近1000册文集，“浙江文丛”的出版成果总计已超2亿字。在浙江出版联合集团的浙版展厅内，一整面墨绿色书墙整齐有序，皇皇巨制，尽显庄重。这并不是“浙江文丛”的完成式，《袁昶日记全编》《陈亮集（增订本）》《钱陈群全集》等30余种图书，今年将陆续与读者见面。“浙江文丛”是迄今为止浙江出版史上规模最大的出版工程，是浙江历代文献经典的首次全面整理出版。“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有五个方面，浙江文脉、浙学思想的传承就很好地体现了文明的连续性。我们秉承‘明德载道，会古通今’的出版宗旨，做好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传播者。”浙江古籍出版社社长王旭斌日前接受《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采访时说。不忘初心在于积累、在于传承浙江素有人文渊薮、文献之邦的美誉。从东汉思想家王充开始，特别是经历东晋与南宋两次衣冠南渡，浙江文化得以大大繁荣，涌现出大批名家名作。“浩瀚文献古籍勾勒出了浙江文化的面貌，将最具代表性的古籍聚合在一起，优中选优，对文史研究、民族精神传承发展意义非凡。”王旭斌表示，为保护好、利用好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浙江文丛”项目于2011年启动。丛书以整理出版浙江文献为主，对浙江人物、浙江历史、浙江风物等进行广泛发掘、深入研究，以供世人全面了解浙江文化、深入认识浙江。丛书编纂以古籍点校整理为主，兼顾物质和非物质文化，收录1912年以前的文献及近现代以文言为载体的文献，以人为纲、按人分集，适当兼顾学科史上的经典著作，具体书目包括“大家全集”“名家专集”“浙江经典文献”三个部分。王旭斌表示，“浙江文丛”为认识浙江、了解中国，研究浙学，继承弘扬浙江精神，促进资政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基础性文献资源。丛书以浙江先贤的丰厚智慧和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为浙江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提供源源不断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和精神推动力。立足当下在于权威、在于全面截至2023年年底，“浙江文丛”已经累计出版文集近1000册。从出版规模上看，无论是整理的各类浙江文献资源，还是纳入的浙籍先贤，均是集大成，充分体现了基础性、系统性、全面性、权威性的特点。“浙江文丛”广泛搜集海内外收藏的各类浙江文献资源，许多品种为该书问世以来首次整理，由于编校精审，整理得当，印制精美，大量藏之名山的图书，如《高士奇全集》《楼钥集》《王阳明全集》等，因文丛项目而广布于世，古书散发了新光辉，成为学界有口皆碑的权威版本。“比如《高士奇全集》收录四五十种图书，其中90%以上都是首次整理。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我们希望整理出版更多对研究者不易可及的著作和文献，通过书的传承实现文化传承的跨越时空。”王旭斌介绍，“浙江文丛”第三期工程正在进行中，重点在于补短板、拓新篇、表彰遗佚。三期完成后累计出版规模将达1100册。第四期工程的目录也在选拟当中，规模预计300册。在围绕文化名人补短板、拓新篇、表彰遗佚的基础上，围绕名人家族开展系统收集。在王旭斌看来，有些文化家族绵延数百年，名人辈出，做系统性出版，读者更能从一个家族的起伏中看见真实的历史、看见文化传承的清晰脉络。丛书的影响还远播海外，日本、韩国都有学者辗转购买。基于《刘伯温集》精选而成的《刘基之道》对外输出了法文版。浙江古籍出版社也因出版“浙江文丛”连续多年入围海外图书馆馆藏供货商100强。贯通未来在于开放、在于创新“浙江文丛”也为浙江出版品牌的探索创新了机制。近年来，浙江古籍出版社努力让古籍的“古”与新媒体的“新”结合，让古籍焕发出新时代的活力。如“浙江文丛”电子书可通过博库等平台下载，启动“浙江文丛”出版服务平台，构建可供学界检索、查看的数据库，以及在线投稿、定制、图书销售于一体的服务平台。“我们讲文化传承，书是载体，最终的落脚点在人。现在短视频火热，我们就做短视频，用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去传播，引导和激发人们阅读、欣赏古文的兴趣，让古籍也能焕发新机。”王旭斌表示，随着浙江古籍出版社融合发展中心的建立，新媒体在“浙江文丛”的营销和传播过程中也开始发挥作用。通过多次专场直播，“浙江文丛”中如《李渔全集》等大套书在电商平台的市场反响热烈。《王阳明全集》自出版以来销售了8500余套，码洋近500万元。在“浙江文丛”项目实施过程中，文化传承的种子也扎根进编辑团队的内心深处。团队以“不负古人，不可使其心血白费”为己任，述往事，思来者，以期为后人留下宝贵财富。“求真务实，勇于担当”的浙江精神在他们身上闪耀，项目负责人路伟获第三届宋云彬古籍奖。“盛世修大典，太平纂鸿帙。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和《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的发布，为古籍出版注入了强大动力，对我们古籍出版人是极大的鼓舞，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王旭斌表示，团队将坚守古籍出版人“为往圣继绝学”的初心和为浙江续文脉的使命，让“浙江文丛”项目在新时代继续焕发光彩。编辑：刘一文审核：韩阳●

摄5月23日上午，习近平在济南亲切接见驻济南部队上校以上领导干部，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驻济南部队全体官兵致以诚挚问候，并同大家合影留念。张又侠陪同接见。来源：新华社编辑：路滢月审核：杨为民●

新华社北京5月26日电

福建省南平市是朱子文化的学术高地。朱熹一生七十载，在闽北度过了62年的漫长岁月，他在武夷山、建阳、建瓯等地成长学习、著述讲学，朱子理学在这里萌芽、成熟、传播。福州理工学院朱子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习近平对旅游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旅游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旅游发展步入快车道，形成全球最大国内旅游市场，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旅游业从小到大、由弱渐强，日益成为新兴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具有显著时代特征的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成功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中国旅游发展之路。习近平强调，新时代新征程，旅游发展面临新机遇新挑战。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守正创新、提质增效、融合发展，统筹政府与市场、供给与需求、保护与开发、国内与国际、发展与安全，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各地区各部门要切实增强工作责任感使命感，分工协作、狠抓落实，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全国旅游发展大会5月17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在会上传达习近平重要指示并讲话，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关于旅游发展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走独具特色的中国旅游发展之路。要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旅游强国，强化系统谋划和科学布局，保护文化遗产和生态资源，提升供给水平和服务质量，深化国际旅游交流合作，不断开创旅游发展新局面。国务委员谌贻琴主持会议并作总结讲话。文化和旅游部、外交部、自然资源部、交通运输部、黑龙江省、浙江省、湖南省、贵州省负责同志作交流发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副省级城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部分国有重要骨干企业，有关文化和旅游行业协会、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来源：新华社编辑：刘一文审核：杨为民●

《习近平关于人才工作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做好发展新质生产力这篇大文章●

以人文精神承载科学传播——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周忠和●

今年5月5日，是《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生效两周年。两年来，中国在版权领域取得了哪些成绩？在推广无障碍阅读方面做了哪些工作？这些问题，《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在中宣部版权管理局、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宣文部共同主办的第三届全民阅读大会·阅读权益保障论坛上找到了答案。4月23日，阅读权益保障论坛在云南昆明海埂会堂召开，以“版权让无障碍阅读更温暖”为主题，呼吁全社会关注视障人士阅读权益。论坛指出，阅读作为一项基本文化权益，蕴含着包括残疾人在内的全体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维护残疾人阅读权益，是健全残疾人权益保障制度的基本内容，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文化建设和人权保障领域的重要体现。要让每一位残疾兄弟姐妹都有机会从书本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感受阅读的乐趣，享受生活的美好。第三届全民阅读大会·阅读权益保障论坛现场。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在中宣部（国家版权局）、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等部门大力推动及中国版权协会、中国盲文出版社、中国盲文图书馆等单位的合力下，我国在解决视障者阅读，特别是偏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视障者阅读方面，施行了一批行之有效的措施，取得了成果。中国保障无障碍阅读权益获得国际认可统计显示，目前我国有视力残疾者1700万人。这部分群体的阅读问题，一直是党和政府高度关注并努力解决的议题。为此，我国相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中明确提出保障视障者享有公共文化权益。比如，1990年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时就规定，将已经发表的作品改成盲文出版，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又将该合理使用情形扩展到“以阅读障碍者能够感知的无障碍方式向其提供已经发表的作品”。此后，我国保障视障群体无障碍阅读权益的举措更加深入。2022年5月5日，《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生效。当年8月1日，国家版权局印发的《以无障碍方式向阅读障碍者提供作品暂行规定》强调，“鼓励出版、电影、广播电视、网络视听等机构为其拥有版权的作品同步制作、提供无障碍格式版。”截至目前，全国已有50余家无障碍格式版服务机构根据《以无障碍方式向阅读障碍者提供作品暂行规定》向国家版权局备案。保障视障群体无障碍阅读权益的步伐还在加快。2023年7月，在国家版权局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联合推动下，中国盲文出版社、中国盲文图书馆加入无障碍图书联合会全球图书服务，此举更是受到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高度认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中国办事处相关负责人谈道，中国加入《马拉喀什条约》真正体现了中国政府对无障碍阅读事业的重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鸿森已4次来华访问，每次都对中国知识产权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赞赏，认为这些成就的取得来自中国高层领导对知识产权的战略重视、中国一贯政策的执行和强大的知识产权生态体系。出版界积极推动无障碍阅读为帮助视障者实现无障碍阅读的愿望，我国出版界在积极行动。本次论坛上，中国版权协会组织人民卫生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作家出版社、法律出版社等10余家版权单位发起成立了“视障群体无障碍阅读版权服务联合体”。联合体在《“视障群体无障碍阅读版权服务”倡议书》中呼吁，建立无障碍阅读版权提供、内容制作、出版服务等长效可持续工作机制，通过技术措施确保此项服务只限于阅读障碍者群体能够便捷地获取到所需的阅读资源。“让阅读障碍者群体能够感受到阅读的乐趣，享受到知识的光芒。”中国版权协会理事长阎晓宏在发言中表示，“期待更多的朋友加入，共同推动《马拉喀什条约》的实施，构建更加完善的无障碍阅读版权服务体系，携手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包容的文化环境。”“助力视障学生群体无障碍阅读，让每一名残疾儿童和少年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是人教社持续数十年致力于特教教材编写、出版的宗旨。”据“视障群体无障碍阅读版权服务联合体”成员之一，人民教育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黄强介绍，从20世纪80年代末，受当时国家教委委托，人教社便承担起编写、出版培智教材的使命。1994年，人教社再次受命编写出版盲校和聋校教材。2014年，人教社又被委以重任，编写出版新一套国家通用的盲校、聋校、培智学校三类幼教与特教教材。截至2024年3月，已审定通过382个品种、出版369个品种，累计发行750多万册。“每当看到特教学校的同学们手捧人教版特教教材在读、在学习，我都为自己是人教人深感欣慰和自豪。”黄强表示，“为满足低视力学生对大字本教材的需求，今年在《马拉喀什条约》框架下，人民教育出版社与中国盲文出版社重新签署合同，联合出版大字本教材，共同推进大字本教材的推广和使用，争取为随班就读的低视力学生提供人手一套的大字本教材。”视障者感恩能共享阅读快乐从党和国家对视障者阅读的高度关注，到出版界积极践行《以无障碍方式向阅读障碍者提供作品暂行规定》，社会各方勠力推动无障碍阅读的努力，让视障阅读者深深感受到了温暖。有着“中国大山里的海伦·凯勒”美誉的全国道德模范、盲人作家、贵阳市白云区第三中学教师刘芳便是其中的一位。她在论坛上深情地说：“我是一个读书人，一个教书人，同时也是一个写书人，我如何能成为今天的我？感谢无障碍阅读，因为无障碍阅读满足了我很多阅读的需要。”刘芳的感受并非个例。出生在云南山区的云南省昆明市盲哑学校学生何怡姗在论坛上提到，参加国家盲人足球队的大哥哥曾说，我们看不到世界，但我们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何怡姗说：“虽然我们看不到世界，但在无障碍阅读的温暖陪伴下，世界就在我们的指尖和心头，属于每一个你和我。无障碍阅读就像一盏明亮的灯，照亮了我们的学习之路，也照亮了我们的人生。”云南省昆明市盲哑学校的师生们在表演《阅读有光》情景剧。的确，随着高科技在出版业的广泛应用，盲文、电子文本、音频或大字版图书等无障碍格式，给予视障者的阅读喜悦可谓数不胜数。在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常务副会长兼总干事张洪波看来，“无障碍格式不但能够启迪视障者的思想和智慧，让他们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还能让他们感受到祖国母亲的脉动、社会的进步、民族的团结、文化的丰富多彩。”保障视力障碍者平等享受文化权益，这是中国盲文出版社的奋斗目标和理想追求。作为全国唯一一家为视力残疾人提供无障碍格式文化产品的综合性公益出版机构，中国盲文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赖伟表示，中国盲文出版社将继续以无障碍出版服务为抓手，广泛凝聚社会力量，确保无障碍版权资源供给充足，提升视障群体共享文明、融合发展、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来自政府层面的举措还将有哪些呢？记者在论坛上获悉，相关举措主要会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健全完善残疾人阅读权益保障机制，积极引导开展残疾人阅读权益保障的公益宣传，普及无障碍阅读相关知识，加大社会力量的参与和投入，共同营造全民阅读惠及阅读障碍者的良好环境与和谐氛围；其二，有效规范无障碍格式版的制作提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和有关规定对无障碍格式版的制作提供进行有效监管，引导相关企业和单位做好服务，确保无障碍格式版供应的可持续性；其三，深化国际合作，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无障碍图书联合会等国际组织加强沟通联系，推动无障碍格式版跨境交换，为中国阅读障碍者提供更加丰富的外国作品，同时扩大中国优秀作品在国外阅读障碍者中的覆盖面；其四，讲好中国实施《马拉喀什条约》的版权故事，通过版权助力文化普惠的生动事例，展示中国文明大国、负责任大国形象，为全球版权平衡、包容、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我们可能会看不清楚，可能会注意力不集中，可能很难理解内容，但是盲文、电子产品等无障碍格式，帮助我们解决了这些困难，让我们和大家一起阅读吧！”刘芳的呼唤感动了论坛参会者的心。【记者手记】全民阅读，一个都不会少“江上清风，吹散惆怅，书卷有味，阅读有光。山间明月，照亮他乡，书卷有味，阅读有光。”《阅读有光》，这首词意优美的歌曲，被云南省昆明市盲哑学校师生演唱出来，表达了残障群体对阅读的渴望和追求。4月23日，第三届全民阅读大会·阅读权益保障论坛在云南省昆明市海埂会堂如期举行。此次论坛继续聚焦视障群体阅读，使记者有机会再次关注这一话题。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去年的4月23日，在杭州举办的第二届全民阅读大会·阅读权益保障论坛上，与会者也曾对此话题展开深入研讨。从在杭州举行的阅读权益保障论坛，到在昆明举行的阅读权益保障论坛，相同的名字、相同的主题，连续两次在全民阅读大会上举办这一主题论坛的原因何在？作为承办方之一，中国盲文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赖伟对此所作的解释是：“这既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视障群体的关心关爱、社会各界对盲文出版事业的深切厚爱，又为联合动员多方力量、推动无障碍阅读服务注入了强大动力和不竭后劲。”共同营造温暖而包容的阅读环境，让视障者和明眼人一样享受阅读的快乐，这是我们这个文明社会的期盼。就相关统计信息来看，这种期盼的指数在持续上升。统计显示，目前全国已有50余家无障碍格式版服务机构根据《以无障碍方式向阅读障碍者提供作品暂行规定》向国家版权局备案。不仅如此，据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常务副会长兼总干事张洪波介绍，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首批联系的金波、梁衡、肖复兴、周大新、高洪波、郭运德、何向阳、刘亮程、夏辇生、吴然、薛涛、蒋姝、李娟、马金莲等30多位著作家、剧作家、诗人、评论家，愿意主动捐赠原创正版资源，交由国家认定的中国盲文出版社等机构进行专业的编辑加工，依法出版、制作、传播无障碍阅读出版物。同时，张洪波还表示，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将积极推动中国作家作品以无障碍格式进入全球无障碍图书服务网络，实现跨境交换，让更多海外阅读障碍者了解中国，丰富全球阅读障碍人士的精神文化生活，让中国的阅读障碍者也能更便捷地获取海外优秀作品，增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如果说文著协所做的努力是“分内”的事，那么一些大社、名社积极投身于无障碍阅读的行动，则体现了高素质企业的社会责任和文明担当。记者在第三届全民阅读大会·阅读权益保障论坛上看到，以人民卫生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等为代表的10余家版权单位不仅共同发起成立了“视障群体无障碍阅读版权服务联合体”，而且还发布了《“视障群体无障碍阅读版权服务”倡议书》，以此呼吁更多的出版同仁加入“视障群体无障碍阅读版权服务联合体”，共同为视障群体无障碍阅读贡献出版智慧和出版力量。令人欣慰的还有，论坛上，上海黄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帆书）、黑龙江同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外文出版社与中国盲文出版社、中国盲文图书馆签署了推动无障碍阅读服务合作协议；福建福昕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盲人协会捐赠无障碍版PDF电子文档处理套装软件；中国盲文出版社向云南省昆明市盲哑学校捐赠无障碍文化产品。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国家推广无障碍阅读的目的就是帮助我们克服阅读困难，让我们能够同样获取知识并享受阅读的乐趣；阅读可以帮助我们开拓视野、更新知识、提升自我。”全国道德模范、盲人作家、贵阳市白云区第三中学教师刘芳的话代表了全国视障者的心声。我们坚信，视障者的阅读会在某一天不再是话题，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会少的愿望指日可待。编辑：刘一文审核：杨为民●

习近平：文化传承创新的引领人●

《习近平关于金融工作论述摘编》出版座谈会在京召开●

新华社北京4月19日电

3月31日，万群在天津海河旧书市集展示古籍修复技艺。千年文脉延绵不断，中华典籍功不可没。古籍修复技艺在我国已延续千年，作为保护珍贵历史文献、传承中华文脉的重要手段，古籍与古籍修复保护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于我而言，一个平凡的生命遇到一个伟大的时代，可用个人的几十年职业生涯为千年古籍‘续命’，并与国家的文运紧密相连，何其幸运！”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导师、天津市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天津图书馆研究馆员万群说。作为一名古籍人，从事古籍保护37年的万群是不断发展的古籍保护事业的亲历者，也是参与者，更是见证者。将热爱融于古籍保护事业1987年，万群进入天津图书馆古籍特藏部开始从事古籍整理与编目工作，1994年，通过“师带徒”的方式，她在国家图书馆跟随杜伟生和张平两位专家学习，掌握了扎实的古籍修复及字画装裱技术。在她参加工作的第20个年头，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天津图书馆开始系统性地对珍贵古籍文献进行整理修复，万群和同事们一起，将对古籍修复传统技艺的执着热爱与不懈追求，融入天津图书馆乃至国家古籍保护事业的蓬勃发展之中，共同将天津图书馆建设为“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和“国家级古籍保护人才培训基地”“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并于2021年9月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近40年来，万群经手修复的敦煌文献、宋元残叶等各类古籍珍本已超千种，并先后在2014年、2015年、2020年受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委托，担任天津传习所、陕西传习所、南开大学传习所3家国家级古籍修复传习中心的导师。2022年，万群获得“全国文化和旅游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被中国图书馆学会聘为古籍整理与文献保护专业组委员、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古籍修复技艺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担任全国信息与文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专业技术委员。作为天津历史文献存藏量最大的古籍保护单位，天津图书馆现藏历史文献共计79万册。馆藏线装古籍585517册，244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万群所在的天津市古籍保护中心，曾用精湛的技艺为国家博物馆、北京市文物局、清华大学图书馆等单位，以及民间收藏家抢修过千余种古籍和碑帖拓本，承担了“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馆藏拓片数据化与修复”“古籍保护纸张数字化研究”等多个大型文献保护与修复项目。2010年，国家图书馆和天津图书馆联合开展天津图书馆藏弢翁旧藏敦煌遗书、宋元本零叶的修复。双方工作人员和专家一起，鉴定古籍版本、探讨修复方式，开展新技术助力下的纸张检测、装具配置等，并将大量的修复档案、修复技术进行记载、分析、探讨，并将修复成果行诸笔端，出版了《天津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保护修复》，为推动天津市乃至全国古籍保护事业蓬勃发展贡献力量。用技艺让古籍“起死回生”说到《天津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保护修复》这本书，就要从天津图书馆善本书库里一个金丝楠木的书柜说起，那里面珍藏着来自1500年前的敦煌遗书残片，看着如今已经修复的、装帧精美的敦煌遗书，很难相信它曾经碎成大大小小200多片。这些残片虽总体藏量不大，但包括多种佛经、经疏，有的与后世通行本文字有差异，有的文献不见于历代大藏经。在纸张、书法等方面具有一定代表性，是研究敦煌遗书流散史与敦煌学史难得的史料。而修复这些古籍远远不是“拼图”那么简单，当初这批历经千年的残损书页存在着起皱变形、开裂破损、污渍粘连，以及虫害等各种问题，万群和她的团队更像是能够“起死回生”的医生。而他们当时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纸张。找到适合修复的古纸，是古籍修复成败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纸张一糟就会变薄，或者说纤维絮化，为修复敦煌文献找到合适的纸，是有很大难度的。”此时，国家图书馆伸出援手，相助解决了珍贵补纸的燃眉之急后，接着就是修补复原和拼接黏合。大大小小的碎片，需要一片片修复后黏合好，当用镊子夹取残片的时候，掌握合适的力道至关重要，稍有不慎就会对残片造成二次伤害。“在拼接的时候，我们必须戴口罩，动作既要轻，又要稳，身边还不能有人走动，生怕动作大了就带起一阵风。”万群说。在修复过程中，万群发现在《唐人写经残卷》第二、第三两册残片的背后，出现了一些粘贴的补纸。经过专家们反复论证后一致决定，尝试揭开残片背后的补纸。在有把握不会伤及残片后，万群轻轻将其中一张残片背后的补纸慢慢揭起，大家惊喜地发现，这补纸上也是有字的！经过研究，原来这些补纸其实也都是残损的佛经，被古人再次用于修补。于是，这些跨越千年而来的补纸也修复出来，并进行编号，有了新的身份，最后也被装订成了一册。“我们的残片还越修复越多了。”万群笑着说。以“修心”传承工匠精神延长其寿命，再造其生命，活化其内容，传承其思想，古籍保护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而这需要古籍修复师能够静下心、沉住气。对万群来说，古籍修复不仅是一门技艺，也是一种修行，她常以“修书、修身、修性情”告诫自己，“前辈老师多年的言传身教，给了我‘修书其实就是在修心’的理念，我会把这种精神传给我的徒弟们”。天津图书馆古籍修复组，这个有着14人的团队，其中三分之二是“80后”。这些年，除了重点项目的跟进，万群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带徒弟上。让古籍修复后继有人，是老一代修书人一直在做的事情。将古籍修复事业代代传承下去，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相承、枝繁叶茂，是万群的心愿，更是她努力的方向。她将构建“学习型、知识型工作组”作为修复团队建设的重要内容，不遗余力、毫无保留地把经验与年轻人分享，并借助多种古籍保护项目机会，以项目带徒弟，提升他们的能力、磨砺他们的技艺。自2000年开始，万群在3家单位正式收徒21名，如今他们大多已经成长为古籍修复梯队的中坚力量，由他们参与修复的明版《大藏经》、《津门闻见录》、《清雍正铜活字古今图书集成》等，受到了业内专家高度肯定，还有多位徒弟在全国技艺大赛中获奖，让她倍感欣慰。在古籍修复保护工作中，传承、传播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古籍修复师的工作不再只是埋头修书，万群在承担国家社科规划项目“中国古籍传统修复技艺的知识保存”研究的过程中，萌生了对相关文献史料知识进行发掘和整理的想法。“自古以来，古籍修复技艺以师徒传承为主，专业词汇大都来源于口口相传，材料、工具、事物、技术的名称随着时代或地域变迁，其含义可能会发生变化，甚至判若云泥。”万群表示，传统意义上的古籍修复技艺其实并不简单，涉及许多跨学科领域，要形成一整套知识体系，就非常有必要对专有名词进行专业解释，近日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古籍修复知识辞典》就是万群等人在汇集古籍保护知识资料长编的基础上，为古籍修复技艺编写的一部辞典，从古籍修复技术源流、修复基础知识、古籍装帧形式和具体操作技术等方面开列词目，并加以诠释，不仅弥补了该领域工具书的空白，而且为古籍修复初学者提供权威依据，便于古籍修复人员顺畅沟通，进而有利于古籍保护学科体系的建立以及修复技艺的传承发展。“我始终记得国家图书馆杜伟生老师的话：古籍修复这条路很窄，但道很长，新人要有坐10年以上‘冷板凳’的准备和毅力。”万群表示，为了让书写在故纸堆里的文字“活”起来，让中华优秀古籍成为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播载体和文化自信的源头，古籍修复师其实都是在和时间赛跑，而她希望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能够加入到这场“长跑”中来。编辑：刘一文审核：韩阳●

新华社布宜诺斯艾利斯4月15日电（记者席玥

赵声良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甘肃藏敦煌文献》总主编之一棕红色书封、烫金书名、全彩高清图版、原大印刷、高度还原文献原貌……由敦煌研究院编纂、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甘肃藏敦煌文献》（第1—12册）近日正式问世，整齐垒放在一起足足有一尺多高，无论是内容还是外在形式都极具“含金量”。“敦煌文献是研究敦煌文化的重要基础资料支撑，整理与出版《敦煌文献全集》，可以为敦煌文化的现代化阐释提供权威可靠的图版文本，对进一步引领国际敦煌学向深向广发展，特别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甘肃藏敦煌文献》总主编之一赵声良介绍说，《甘肃藏敦煌文献》是“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项目成果——《敦煌文献全集》的子项目，入选“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重点出版项目（第一批）、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了解到，“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是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主持，我国学术界、文化界、出版界共同推进实施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敦煌文献全集》作为其中的重点项目，旨在以高清全彩方式高水平集成刊布、高质量系统整理散藏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中古时期的“百科全书”敦煌位于陆上丝绸之路河西走廊段最西端，这个戈壁中生机勃发的绿洲，蕴含着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然而，在从明到清中期长达500年的时间里，由于政治原因，丝路受阻，交通闭塞，敦煌几乎被人遗忘。1900年6月，因为敦煌藏经洞的意外发现，使其闻名遐迩。洞内出土了7万余件公元4世纪至11世纪的古代文献和艺术品，其中大量以纸本写卷为主的古代文献震惊了世界，被学界称为“敦煌遗书”。遗憾的是，敦煌藏经洞被发现以后，藏经洞出土的各类文献遭到英、法、俄、日等国探险家的劫掠，致使大批敦煌文献流失海外，现分藏于国内外近百家公私收藏机构。资料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对敦煌学来说，这一点显得更重要。敦煌学的研究是在藏经洞出土文物和文献等资料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为大部分敦煌文献已流失海外，而藏在国内各收藏机构的敦煌文献，也首先是将其作为文物而珍藏的，并不是作为图书馆资料而可以直接利用。因此，对大多数研究人员来说，不可能亲自阅读敦煌文献，而作为文物保存的敦煌文献，由于年代久远，纸张破损，也不允许被多次翻阅。根据原件拍摄，然后影印出版，就成了最好的刊布方式，这样既可以保存原状，也可以满足大部分研究者的需要。赵声良介绍，“敦煌遗书”的文化内涵博大精深，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种原始记录，是我国中古时期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对于研究我国魏晋至唐宋时期的社会、经济、文化历史都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推进敦煌文献研究利用新中国成立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进一步促进了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我国学者利用敦煌文献的条件开始得到改善。改革开放后，我国学术界掀起了整理、研究敦煌文献的热潮，资料收集和整理的困难状况得到彻底改变，国内敦煌学界从文献资料的刊布逐渐进入深入的研究阶段，敦煌学出版也随之进入繁荣阶段。进入20世纪90年代，敦煌文献的整理刊布工作取得丰富成果，在我国敦煌学界和出版界密切配合下，陆续推出了《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甘肃藏敦煌文献（全六卷）》等一批大型敦煌文献图集，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研究和阅读需要。“这批出版成果代表了当时最高水平，但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和学术水平，与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要求相比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学术界、文化界对提高敦煌文献整理研究和出版质量有着迫切需求。”赵声良告诉记者，结合当前实际，提高敦煌文献整理研究和利用水平需要统筹整合，进一步提高工作系统性和规范性，优化完善文献定名等学术性工作，反映敦煌文献最新整理研究成果，体现当前学术研究水准，以新理念新方法新技术呈现之前胶卷翻拍、黑白拼版等技术所不能全面展示的敦煌文献信息。在赵声良看来，《敦煌文献全集》较之前推出的敦煌文献图集实现了三个突破：一是整体布局、全面汇聚，实现高水平集成刊布。加强存藏国内敦煌文献摸底和交流，推动散失海外的敦煌文献更高水平“回归”，有力推进敦煌文献永续传承发展。二是深入研究、接续推进，实现高质量系统整理。体现敦煌学学术发展脉络，吸纳最新学术成果，加强敦煌文献研究定名工作，提升敦煌文献整理出版的学术水平。三是精编精审、精校精印，实现“高保真”完整呈现。充分利用新的技术条件，采用高清全彩方式印刷出版，推进敦煌文献整理研究、普及推广和开发利用。“此次推出的《甘肃藏敦煌文献》作为《敦煌文献全集》的子项目，是甘肃藏敦煌文献的高清彩色图录。”推动敦煌文化资源共享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才能立得住、站得稳、行得远。敦煌文化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敦煌文化是中华文明同各种文明长期交流融汇的结果。”2019年8月19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同有关专家、学者和文化单位代表座谈时强调，“研究和弘扬敦煌文化，既要深入挖掘敦煌文化和历史遗存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等，更要揭示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不断坚定文化自信。”如何让敦煌文化在新时代熠熠生辉，绽放千年光彩？这成为敦煌学研究面临的现实问题，同样也是宣传思想文化战线义不容辞的责任。过去4年多时间里，他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勤奋耕耘、孜孜不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的启动实施兹事体大。“图书的出版对学术交流和文化传承起到很好的普及作用，通过这些著作的出版，可以让越来越多的普通人了解敦煌文化和敦煌学，更可以推动敦煌学研究的繁荣发展。”赵声良说，《甘肃藏敦煌文献》收录当前所见甘肃藏全部敦煌文献，并对其作了深入研究，对文献的编号、名称、题记、现状等情况作了著录，吸纳了最新研究成果，为敦煌文化的现代化阐释提供权威可靠的图版文本，对推进敦煌文献整理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有利于推动敦煌文化资源共享，将催生出更多新的研究成果，特别为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奠定了基础。编辑：刘一文审核：韩阳●

以人文精神承载科学传播——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周忠和●

春天的中国，生机勃发，活力奔涌。从广袤原野到繁华都市，从生产车间到研发场所，从辽阔大洋到浩瀚太空，处处涌动着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热潮。向“新”而行，以“质”致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描绘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图景。“中国发展前景是光明的，我们有这个底气和信心。”习近平总书记的宣示激荡人心。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做好发展新质生产力这篇大文章，号角已经吹响，奋斗正当其时！（一）“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湖南考察并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对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新部署、提出新要求。从在地方考察时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发展新质生产力”；从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对新质生产力进行系统阐述，到在全国两会上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随着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准确洞察和把握世界科技和经济发展趋势，创造性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重大论断，阐明其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实践路径和科学方法论，深刻回答了“什么是新质生产力、为什么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怎样发展新质生产力”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最新成果，对新时代新征程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劳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们的生产劳动过程，必须具备三个因素：劳动者的劳动、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发展新质生产力，赋予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以新的内涵，也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从劳动者方面看，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在科技创新推动下提升到新高度，高素质劳动者尤其是创新型人才的作用更加凸显。从劳动资料看，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使新型生产工具纷纷出现，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着生产力水平的跃迁。从劳动对象看，劳动对象的范围和领域在科技创新推动下发生重要变化，大至太空宇宙，小至基因量子，都成为劳动对象，极大拓展了生产空间。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立足新时代经济发展实践，准确把握“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这一时代特征，进一步深化了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认识，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重大创新和发展，为我们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注入强大思想和行动力量。（二）纵观人类文明史，人类先后经历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每一次产业技术革命，都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之所以被称为“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正是因为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生产力始终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还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新征程上，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是必须牢牢抓实抓好的“国之大者”。从国内看，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自觉行动，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取得扎实成效。同时，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因素还大量存在。从国际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科技创新已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要战场，全球经济和创新版图正在重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应变局、育先机、开新局，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牢牢把握发展主动和历史主动？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要打造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在生产力水平上实现更大突破、更大跃升、更大发展。这是时代所需、发展所急、大势所趋，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坚实支撑，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是持续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战略举措，也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现实需要。“所当乘者势也，不可失者时也。”我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建成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进入创新型国家的行列，生产力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大幅提升，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奠定坚实基础。踏上新征程，扭住创新“牛鼻子”，厚植发展“绿底色”，下好改革“先手棋”，打造人才“强引擎”，我们就能不断开辟新赛道、增强新动能、塑造新优势、拓展新空间，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三）在北京亦庄，自动驾驶汽车往来穿梭，稳如“老司机”；在浙江德清，采摘机器人手臂翻飞摘下西红柿，俨然“老把式”；在重庆两江新区，微纳3D打印技术把器官“种”在芯片上，一番“绣花功夫”令人惊叹……中国大地上，越来越多的科幻场景成为现实，生动诠释着科技创新的无限可能和无穷魅力。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今天，科技创新渗透于生产力诸要素中，转化为实际生产能力，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谁在科技创新上占领制高点，谁就能牢牢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动权。跃迁之道，要在创新。在京东方技术创新中心，一面长34.8米、高3.6米的墙上贴满了企业专利证书。从创办之初技术上处处受制于人，到如今拥有累计自主专利申请超9万件，京东方的破茧成蝶，成为我国企业依靠创新闯出发展新路的一个缩影。创新一子落，发展满盘活。加强科技创新，必须在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上下真功苦功，充分激发各方面创新活力，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使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努力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的科技硬实力。创新成果不只是“实验室”里的样品，更应是“生产线”上的产品、大市场里的商品。加强科技创新，必须打通创新与应用的“任督二脉”，让更多科研成果从“书架”走上“货架”、从论文转化为产品和服务。只有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科学布局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才能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活血脉、壮筋骨、强底气，不断从“高原”迈向“高峰”。C919大飞机实现商飞，国产大型邮轮投入运营，神舟家族太空接力，“奋斗者”号极限深潜，国产新手机成为爆款，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扬帆出海……今日中国，科技日新月异，创新层出不穷，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力。瞻望前路，发展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仍然任重道远，还有不少难关险隘需要攻克。保持“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坚定“苦战能过关”的信心、激发“千军万马齐踊跃”的活力，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必将日益强劲，新时代中国的发展答卷必将更加精彩。（四）“当年的沙尘暴就像PM250。咱们从PM250过渡到PM2.5，现在PM2.5也解决得差不多了，这些年在一步步往前走。”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北京的蓝天讲起生态环境治理的不平凡历程，展现了加强环境保护、推动绿色发展的决心和定力。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以创新为主导、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摒弃损害、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改变过度依赖资源环境消耗的增长方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环境高水平保护协同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只有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之路才能越走越宽广。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加快绿色化、低碳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用生态“含绿量”提升发展“含金量”，既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治本之策，更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塑造新优势，既利当前，更利长远，必须坚持不懈抓下去、久久为功求实效。发展绿色生产力，产业支撑是基石。要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和先进绿色技术推广应用，做强绿色制造业，发展绿色服务业，壮大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和供应链，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政策支持是保障。要持续优化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经济政策工具箱，发挥绿色金融的牵引作用，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生态文化是土壤。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绿色健康生活方式，让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融入消费习惯和日常生活中，让绿色低碳蔚然成风，汇聚起共建美丽中国、共享生态文明的磅礴力量。近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新一批世界地质公园名录，中国拥有的世界地质公园总数达到47个，位居世界第一。碧空万里，江河澄澈，绿色工厂纷纷涌现，节能技术广泛应用，低碳产业方兴未艾，美丽家园越来越充满生机活力……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坚持绿色发展不放松，持之以恒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播种绿色的希望，不断发展新质生产力，我们就一定能收获高质量发展的累累硕果。（五）马克思曾指出：“人们在发展其生产力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的性质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把握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何以革故鼎新？何以行稳致远？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根本原因就是我们通过不断调整生产关系激发了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通过不断完善上层建筑适应了经济基础发展要求。安徽小岗村实行“大包干”，拉开农村改革的大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极大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注入强大动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加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清障除弊、开路架桥，不断建立健全与之适应的体制机制，营造与之契合的发展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新质生产力，既是发展课题，更是改革课题，是一场深刻的变革。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发展新质生产力，要通过深化深层次改革打通堵点卡点，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要通过扩大高水平开放营造良好国际环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将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不断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决定中国式现代化成败的关键一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提出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适应我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变化来推进社会发展。”向改革要动力，向开放要活力，就能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源源不竭的推动力，开辟越来越广阔的发展前景。（六）“大国工匠是我们中华民族大厦的基石、栋梁。”习近平总书记饱含深情的一番话，充满着对劳动者的敬意，更揭示了人才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也是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基于对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的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鲜明提出了“主要生产力，即人本身”的观点。推动高质量发展，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创新驱动本质是人才驱动。发展新质生产力，归根到底要靠人才，人才越多越好，本事越大越好。创新之道，唯在得人。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关键是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完善工作机制，为人才成长和发展厚植土壤、打造舞台。要顺时因势育人才，根据科技发展新趋势，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人才培养模式，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培养急需人才。要不拘一格用人才，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激发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和数据等生产要素活力，更好体现知识、技术、人才的市场价值，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充分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和潜力。知识就是力量，人才就是未来。出台科研项目经费改革试点方案，为科研人员“减负松绑”；将人才评价权下放企业，让市场亟需、企业认可的高端人才更有获得感；打造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平台，培养高素质劳动者队伍……在各地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中，“人才”成为越来越醒目的关键词。“王国克生，维周之桢；济济多士，文王以宁。”中华民族历来具有尚贤爱才的优良传统。新征程上，树立强烈的人才意识，更好地发现人才、培育人才、凝聚人才、使用人才，必将形成万马奔腾、龙腾虎跃的生动局面，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强有力支撑。（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涉及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更是需要久久为功的长期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这一科学方法论，充满求真务实、实事求是的精神，闪耀着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的思想光芒，对新征程上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处理好“立”与“破”的辩证关系。“立”是发展的基础，“破”是变革的前提，二者相辅相成，在“立”与“破”的平衡与互动中前进是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未“立”先“破”，把手里吃饭的家伙先扔了，结果新的吃饭家伙还没拿到手，失于稳当；只“破”不“立”，又会变成狗熊掰棒子，走一路丢一路，难以成事。唯有在“立”的基础上推进“破”，在“破”的推动下稳健“立”，才能稳扎稳打向前进。坚持先立后破，在实践中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处理好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关系。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关键是聚焦“创新”二字做好文章，让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一手抓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建设未来产业，一手抓传统产业升级，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既育新枝栽新苗，也让老树发新芽，才能让产业发展脱胎换骨、强筋壮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合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保持因地制宜的清醒和定力。面对新的发展机遇，心里要热切，但头脑一定要冷静，步子一定要坚实。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各不相同。发展新质生产力不能脱离实际情况、不按规律办事，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的“大呼隆”，要防止盲目跟风、只搞一种模式的“抄作业”。只有立足自身特点和优势，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有所为有所不为，才能找到科学合理的发展路径。打好“特色牌”，走稳“务实路”，脚踏实地向前进，闯出一片新天地。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坚持分类指导、精准施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也是干事创业的成功之道。发展新质生产力，没有通吃天下的“一招鲜”，要避免“一刀切”“一锅煮”，坚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不断提高政策举措的针对性、有效性。要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摸清家底、找准问题、明确方向，围绕解决问题出实招，聚焦发展质量求实效，做到靶向发力、精准求解，不断锻长板、补短板、扬优势。（八）在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通用大模型体系投入应用，成为多个行业的智能助手；在安徽合肥，我国第三代超导量子计算机上线运行，超导量子计算机产业链基本形成；在位于长春的中车长客试验线上，我国首列氢能源市域列车成功以时速160公里满载运行……看今日中国，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未来已经到来，奋斗成就梦想。让我们深刻把握、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真抓实干、开拓进取，共同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境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新华社北京4月8日电）编辑：路滢月审核：韩阳●

周百义《荆楚文库》编纂出版委员会编辑部主任铁锈红棉布材质的书封上，点缀有灵动的凤鸟纹图案，金色的汉字，凸现着一本本典籍厚重的内容……作为湖北最大的文献整理与研究出版工程，《荆楚文库》处处彰显着浓郁的楚文化特色。“编纂出版《荆楚文库》，既是荆楚学人找寻文化根脉的一次全面、系统梳理，更是一项提炼前人智慧，总结历代治鄂成功经验，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为文化强省提供学理支撑、动力源泉的重要文化工程。”近日，《荆楚文库》编纂出版委员会编辑部主任周百义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文库的出版将会通过全方位搜集、整理湖北历代文献，建立完整的研究湖北的资料系统，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文化繁荣发挥作用。绘施工图1372种书目如何确定2015年，湖北正式启动《荆楚文库》编纂出版工作。周百义介绍，《荆楚文库》分为“文献编”“方志编”“研究编”三个部分，整体规划是出版1372种1600册。其中，“文献编”从先秦至民国众多典籍中遴选代表性著作，以传世文献为主，兼取出土文献、民间文献等；“方志编”收录现存湖北旧方志；“研究编”包括研究荆楚史地文化，荆楚人物、风物的重要现代学术著作和工具书等。《荆楚文库》顶层设计确定后，施工蓝图的绘制就显得十分重要。“文库的施工蓝图就是工作书目，犹如修建一座大厦，除了有设计图，还要有施工图。具体而言，就是文库收录哪些书，不收录哪些书，在进入出版流程之前，先要确定好入选的书目。”周百义说，这个书目的编纂工作看似简单，其实体现了一套书的整体构想和编者的学术水平，也体现出这套书的学术价值与文化含量。为此，《荆楚文库》编辑部采取内外结合的办法，先由编辑部的出版专家根据湖北省图书馆原副馆长阳海清编著的《现存湖北省著作总录》，按照“以人系书”的原则，从中遴选出一个适合《荆楚文库》使用的书目草稿，然后再请各家出版社，针对本社多年出版图书的情况，提供可供入选的初步书目。同时，编辑部的专家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拟出一些补充书目。在三方提供的书目基础上，汇编成一个讨论的草案。然后，召开编辑部和由省内外专家参加的研讨会，针对拟入选的书目进行广泛的论证。关于《荆楚文库》收录图书的地理范围问题，必须先厘清。从先秦到民国，历时两千多年，湖北的区划在不断变化，入选作者的籍贯如何认定才合理，需要各方专家的认可。如在先秦的楚国时期，楚国强盛时，管辖范围横跨今天湖北、湖南、河南、江苏、山东、安徽等省份，但现在收录作者，不可能将这些地域的作者的图书都收录进去。专家们在讨论后认为，应当确定一个“胸怀大楚，追源溯流”的原则，即在先秦的楚国时期，以楚国管辖的范围为主，对这一历史时期以荆楚文化为代表的南方文化为整个中华文化作出的特殊贡献加以认定。如老子和庄子是先秦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如果按照当时楚国的管辖范围，他们的出生地属于楚国。如老子，司马迁《史记》记载他是“楚苦县历乡曲仁里人”。尽管今天这个区域属河南省鹿邑县，但史学界和哲学界都认为，道家思想是楚文化的代表。老子思想来源于楚地，也深深地影响了楚人。再如庄子，《史记》记载楚威王曾派人迎其为楚相，汉代学者郑樵认为庄子是楚庄王的后代，宋代大儒朱熹亦认为庄子是楚人。在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荆楚文库》基本确定收录1372种1600册图书。周百义介绍：“目前共编纂出版了647册，今后计划按照每年出版100册的速度推进，数字化文库也在同步建设。”活化利用走出“象牙塔”走进百姓家推进古籍活化利用，是新时代古籍工作的一大重点。周百义认为，在编辑出版纸质图书的同时，要做好数字化开发，让传统典籍走进普通读者的视野；同时要利用新技术、新形式，开发传统文化产品，让传统文化“贴地气”，更具时代感和生命力。记者了解到，为了让古籍图书方便使用，《荆楚文库》早在规划时就提出，除了旧方志实行影印外，文献部分全部进行标点，增加适当的注释。“虽然这种整理方法增加了难度，延长了出版时间，但我们觉得这样可以让更多的人方便阅读。同时，我们单独列选了‘研究编’，将专家学者对荆楚文化的研究成果汇编成书，便于读者深入理解古籍的思想精髓。”周百义说，当前，《荆楚文库》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语义标识，方便研究者检索使用，并通过再加工，改编成通俗易懂的传统文化读物，走进普通读者的家庭。以收入文库的重要学者和重要作品为载体，用电视影像全景展现《荆楚文库》图书的诞生过程……自2015年起，湖北广播电视台制作团队连续跟踪拍摄，推出系列文化专题片《荆楚文库·书人书事》，目前已经拍摄了7辑共56部，其中包括介绍楚地出土竹简的《揭秘简牍》，介绍哲学家老子、庄子、文子的《道生万物》，介绍湖北籍学者闻一多的《烈焰红烛》等。这些专题片在电视台播出的同时，还在不同传播媒介上推出，如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上受到各界读者好评，读者认为经典著作通过视觉艺术再传达，生动形象，直观透彻，便于掌握古籍的内容精华。周百义也认为，这些专题片一方面是对《荆楚文库》编撰过程的记录，反映了荆楚学人的辛勤耕耘；另一方面从优秀文化典籍入手，通过电视传播，让更多读者了解《荆楚文库》，是传承荆楚文脉、弘扬荆楚精神的良好途径。文化出海探索新模式变被动为主动《荆楚文库》在推动古籍走出学术“象牙塔”，走入千家万户的同时，也在积极推动中华传统文化走出去。《荆楚文库》陆续出版后，已经向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荷兰、加拿大、埃及等14个国家和地区的42家公共图书馆和大学以及研究机构赠送了文库图书。为了让海外读者能够直接阅读《荆楚文库》中的重要文献，编辑部还选择最能代表荆楚文化特色的7种重要文献，如《老子》《庄子》《楚辞》《茶经》等，用英文、法文、德文、俄文、阿拉伯文、韩文、西班牙文、日文等8种文字翻译，供海外读者直接阅读研究。“由政府出资，资助历代文献整理出版，并翻译成不同的文字，向海外输出，这就改变了走出去单纯依靠国外出版机构、研究机构，以及国内的出版单位的局面，发展成了由政府主导、国内出版机构配合的新模式。”周百义认为，这种走出去的新模式，由被动变为主动，增强了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力度，扩大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中华文化是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融合中发展丰富起来的，地方文库的出版，既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统一性，也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在周百义看来，地方文库的出版，通过对一定历史时期内某一地区文化建设的优秀成果进行总结，既能展示一个地区文化建设的成果，也便于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将会更好地促进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在新时代，深扎地方文库出版的出版人一定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发扬工匠精神，遵照出版规律，踏踏实实，精雕细刻，打造文化精品，让优秀传统文化通过文库的出版，一代代传承下去。”周百义说。编辑：刘一文审核：韩阳●

新华社北京3月24日电

习近平在湖南考察时强调坚持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蔡奇陪同考察新华社长沙3月21日电

周文彰中华诗词学会会长中华诗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国文学艺术皇冠上的明珠。在3月21日世界诗歌日即将到来之际，《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对话中华诗词学会会长周文彰。采访正值全国两会期间，他告诉记者，“高质量发展”是《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热词，诗词界也要吹起高质量发展的号角，努力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以“崭新”面貌记录时代成立于1987年的中华诗词学会有5万余名会员，据估计，我国稳定的诗词写作队伍约有300万人。“全国每天产生的当代诗词作品数以十万计，数量上已不用下功夫，要在提高诗词质量上下功夫，以‘好诗不厌千回改’的态度和追求，创作更多精品力作。”周文彰说道。好诗需要精心打磨沉淀，不必急于创作发表。围绕如何提升诗词精品创作水平，周文彰表示，除了好诗词的其他标准外，时代特色是判断当下诗词标准的第一要素。周文彰在研究与实践中发现一种现象，受长期阅读与欣赏古代诗词形成的审美图式影响，有的诗人惯于用古诗中的词语和意象描写今天的生活，并且依此来评价他人诗词；古诗中没有出现过的时代新词，被看成不是“诗的语言”，而这对于诗词文化的传承发展并无益处。带着对古诗“活学”与“活用”、对今诗创新发展的思考与使命，周文彰依托诗词门户网站“搜韵”，检索了古代兵器、酒器、交通工具等词汇的入诗情况。“我发现这些代表那个时代的劳动创造、科技成果、战斗生活的先进物件，大都直接使用物品原本的名称，没有作任何‘诗化’处理。”周文彰表示，正因为古诗用词具有时代特色，我们今天才能通过诗词研究古代的制度、科技、战争、生活、风俗等。由此，古诗能用“指南针”，今诗为什么不能用“定位图”？古诗能用“多宝塔”，今诗为什么不能用“空间站”？高铁、火箭，这些反映时代发展的成果为什么不能直接使用在诗词中？在周文彰看来，文艺作品要想反映这个时代，必须使用属于这个时代的新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人民的生活、命运、情感，表达人民的心愿、心情、心声，立志创作出在人民中传之久远的精品力作。”周文彰通过学习体会到，要写出优秀作品，广大诗人要紧跟时代节拍，深入群众，深入生活，捕捉新时代的人和物，让诗词染上时代色彩，具有时代的底色、气息和内容。以“亲民”形象走进读者2020年，周文彰创作的《诗咏运河》诗集出版，收入的94首诗词歌咏了世界遗产大运河、大运河沿线城市以及大运河世界遗产点。周文彰撰写的书法作品在书中展示，以诗词和书法这样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特有方式展现运河之美。202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由中华诗词学会组织创作的史诗《百年诗颂》出版，该书以党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为主线，收录精选出的优秀诗词作品460首。2022年，周文彰《会长的使命：源自中华诗词学会的感悟》一书出版，书中收录了他担任中华诗词学会第五任会长以来的实践探索，传递了对推动诗词日益走进大众、走进生活的期待。图书作为诗词筛选传播的重要方式之一，推动诗词发挥在文化传承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周文彰看来，诗词名家、大家的作品较为容易被出版社出版，这类图书往往不缺读者追捧。他同时坦言，相较于其他文学板块，诗词出版依然相对“小众”，有的诗词出版还需要经费赞助。诗词出版后，相当比例是作者赠阅，图书市场销路存在一定问题。“许多诗词创作出来后，往往在诗人的小圈子里流传。”周文彰表示，这就是传播范围出了问题。诗词要“破圈”，引起广大读者的关注，就要走出自我的圈子，走出诗词界的圈子，发挥诗词的社会作用。“诗词走进大众，要经历‘破茧’的过程。”围绕诗词阅读，周文彰表示，要从根源上解决精品创作问题，他同时希望出版社多关注并出版当代的诗词精品，为读者提供更多选择。对于想要阅读诗词的读者，他建议可以从阅读古代诗词经典开始，因为这些经过时间洗礼的诗词是历代公认的经典，结合注释与解读，能够较好地领略到诗词的魅力。聂绀弩、叶嘉莹、星汉、周啸天、杨逸明、熊东遨、熊盛元、钟振振等诗词名家的作品同样值得阅读，一些青年诗人的诗词作品也值得关注。“当代中华诗词有不少优秀的诗人，各种诗词活动、诗词报刊、精品选编等都涌现出一些好作品，只是社会还不太了解。”周文彰表示，中华诗词学会在接下来的工作中也将持续筛选、推介当代诗词名家的优秀作品并结集出版，满足那些想要亲近传统文化的读者对于诗词阅读的需求，推动中华诗词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贡献。以“融媒”传播促进发展在周文彰看来，无论是古代诗词还是当代诗词，短小精悍、通俗易懂、合辙押韵、朗朗上口，这是诗词能够广泛传播的重要原因。诗词的这一特性，也使其在数字化、碎片化时代的传播具备了一定优势。“数字技术深刻改变着中华诗词的学习、创作、传播、教育、收集、储存、出版等各个方面。”周文彰表示，要让中华诗词融入数字化时代。为此，他提出要充分借助数字技术传播诗词。特别是运用短视频、微信公众号等新载体和抖音、快手等新平台，让诗词传播形式更加生动灵活，传播范围更加广泛有效。“诗人首先要学会使用数字化工具。”周文彰建议，同时，要加强诗词大数据建设，通过建设全国诗词媒体数据库、全国诗词组织数据库、全国诗人词家数据库、全国诗词活动数据库、全国诗词著作数据库等推进网络联动，但这需要全社会重视与政府支持，仅靠作为社会团体的诗词组织是难以做到的。中华诗词以博大精深和底蕴与魅力十足的文字，成为推动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2023年9月28日，由中华诗词学会主办的“天涯共此时”海内外诗友中秋联谊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来自海内外的34位诗友吟诵了历代名家经典中秋诗词和自己创作的中秋作品。“这是海内外诗友第一次中秋联谊会，也是旅居海外各国与居住祖国各地的中华诗词诗友的第一次聚会。”周文彰告诉记者，中华诗词不仅是国内人民的精神文化大餐，也是全球华人的精神文化大餐。以诗为“媒”，不仅能让海内外诗人增进友谊、加强交流、开展合作，更能推动中华诗词走向世界，发挥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中华诗词既是传统文化要大力传承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承担着传承发展传统文化的重要责任。”周文彰表示，在大力弘扬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华诗词的“春天”已经到来。今年，中华诗词学会以“精品年”为主题，将进一步协调各方力量，推动当代诗词翻译、出版工作，让中华诗词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和创新中发挥更大作用。编辑：路滢月审核：杨为民●

肖风华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广东人民出版社社长皇皇巨著，永传后世。一代又一代出版人前后接力，广东人民出版社《岭南文库》出版工程已历时33年，书写出岭南文脉的华彩篇章。在编辑出版《岭南文库》的过程中，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广东人民出版社社长肖风华深刻体会到刊行整理、传承文脉的价值，这也愈发坚定了他传承古旧、延续文脉之心。“出版人要践行工匠精神，做传世之书。”肖风华近日接受《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采访时说。几代出版人接力33年时间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广东人民出版社在一次全省性的出版工作会议中，提出了要汇集全省学术界和出版界的力量，出版一套大型的地域文化丛书——《岭南文库》。这一设想直到1990年才开始付诸实施，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新闻出版局领导以及出版界人士组成“广东省重点图书策划领导小组”，决定启动《岭南文库》，同时在广东人民出版社组建《岭南文库》编辑部。为解决资金问题，时任执行副主编的岑桑带领编辑团队四处筹款，得到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叶选平为会长的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的支持，并在叶选平同志的倡议和带动下，设立了《岭南文库》专项出版基金。肖风华说：“首批基金由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和广东人民出版社各家按比投入组成，历年续有增加，其后增至1020万元。这笔基金本金不动，以利息补助出版经费，成为当时一个创举。”1991年，《岭南文库》出版工程正式启动，成为中国出版界集中、系统出版地域文化研究著作中起步最早的出版工程。肖风华说：“33年来，历经几代出版人的前后接力，《岭南文库》出版了原创学术著作与经典文献整理等图书近400种，从各方面反映了岭南文化的基本面貌，对岭南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作出了原创性贡献。”从2022年开始，在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出版集团、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以打造岭南文化学术出版高地为目标，广东人民出版社编辑团队对《岭南文库》进行了重新规划，经过多次可行性论证后优化了产品结构，让《岭南文库》再上新台阶。2023年，《岭南史料笔记丛刊》（第一辑）面世，拓宽岭南经典古籍文献的深度整理出版。三个系列构建立体视野《岭南文库》是全国第一部地域性大型文库，开地方文库之先河。近400种著述从各方面反映了岭南文化的基本面貌，论述了岭南文化的基本内涵，勾勒出作为一个地域文化实体的岭南文化的清晰形态，被誉为“岭南文化的百科全书”。肖风华介绍，在《岭南文库》编辑部成立之初，力求涵盖有关岭南的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从历史政治、经济发展、社会文化、自然资源、人物业绩、名著选粹六大板块着手，主要出版海内外学术界在各方面研究岭南的具有较高水平的著作，同时亦有选择地整理历史上有关岭南历史文化的名著（包括翻译著作），以期逐渐积累成为研究岭南的不可或缺的知识库和资料库。面对新时代古籍工作的要求，以打造岭南文化学术出版高地为目标，广东人民社对《岭南文库》进行了重新规划，优化了产品结构，形成了“主系列稳定发展、子系列齐头并进”的新格局。《岭南文库》主系列，用当代学人的原创学术论著来展现今人研究视野下的岭南；新系列《岭南史料笔记丛刊》收录古代、民国有关岭南的笔记和史料，还原古代文人视角下的岭南历史文化；筹备中的《走向岭南译丛》精选当时西方人记录和研究岭南的历史文献进行翻译，反映西方人视角下的岭南。“三个系列贯穿古今中外，共同构成岭南文化研究的立体视野。”肖风华说。潜心岭南文化传承“《岭南文库》通过深入挖掘岭南文化的内涵和特点，把岭南文脉梳理清楚，把岭南文化展示充分，为传承和创新提供基础。”肖风华认为，在做好传统文献整理的同时，也要兼收记载和研究岭南历史文化的西方文献；在立足国内学术研究成果的同时，也要吸收西方汉学中有关岭南的高水平专著。坚持专业性和通俗性、小众和大众相结合，一直是《岭南文库》编辑部的目标。肖风华表示，《岭南文库》要做到“有大众，也有小众”，一方面要建设岭南文化学术高地，系统梳理、深入挖掘岭南历史文化资源，做好岭南文化学术研究和精华文献的出版；另一方面，遵照“双创”方针，全面、生动阐发岭南文化，推出一批大众喜闻乐见的普及出版物。“未来，《岭南文库》将突出岭南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深度联结，立足于打造一个标志性的岭南文化出版工程。”肖风华介绍，作为战略性、牵引性举措，我们将重新规划《岭南文库》，定标岭南文化研究新走向。与其他地方文库不同，新编《岭南文库》以原创性学术著作和经典文献整理为主，特色鲜明。为进一步优化文库产品结构，形成主系列稳定发展、子系列齐头并进的新格局，我们全新策划了《岭南史料笔记丛刊》《广东文丛》《走向岭南译丛》等特色子系列，以期构建岭南文化研究的立体视野，提炼岭南文化新特质、新内涵，为文库规模化发展、品牌化提升提供有力支撑。肖风华介绍，我们还将实现文库从“库房”到“云端”和人工智能的转变。依托《岭南文库》和广东省出版集团以及兄弟单位丰富的岭南文化资源和古籍资源，已经开始建设“岭南文化和古籍智慧出版数据库”，让岭南文化和岭南古籍实现长久完整的保存、方便的查阅、广泛的传播和自由组合，搭建岭南文化人工智能专业模型，开创人工智能专业模型赛道。“‘岭南文化和古籍智慧出版数据库’将整合构成海量岭南文化的知识体系，深入阐释岭南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等，以《岭南文库》为依托，将我社岭南文化相关图书、资料及手稿进行数字化加工、内容整理入库，提供知识服务、知识共享和智慧出版，实现优质内容多重变现，丰富岭南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分众化差异化供给。”肖风华说，“我们正积极探索从传统纸媒转变为全媒体出版模式，将《岭南文库》丰厚的岭南文化资源转化为数字图书、‘有声有色’的融合出版产品，探索更贴近当代人的传播方式。”编辑：路滢月审核：杨为民●

阳和启蛰，万物生发。东方风来，为世界带来融融春意。在意大利，汉服巡游亮相威尼斯狂欢节，东方美学惊艳世界；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有“中华战舞”之称的潮汕英歌舞气势如虹，火爆出圈；在日内瓦国际车展，带有中国文化元素的电动车深受欧洲消费者青睐。2024年2月13日，在意大利威尼斯，志愿者身着汉服进行表演。新华社记者

第二届全民阅读大会·“阅读新时代”主题征文活动终评会近日在广西柳州举行。评审推出一等奖作品15篇、二等奖作品30篇、三等奖作品50篇和优秀奖作品若干篇。优秀征文名单经公示后，将在第三届全民阅读大会上公布。“阅读新时代”主题征文活动是全民阅读大会的重点主题活动之一，由中宣部出版局、中国出版协会、中国期刊协会指导，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广西出版传媒集团主办，中国妇女报社、中国教育报刊社联合主办，《中国出版》杂志社承办。活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持续推动全民阅读深入开展，引导全国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通过“读好书

推动中国电影高质量发展，建设电影强国，是实现文化强国的重要实践。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副总编辑王平久带去了《关于建立中国电影大数据体系的提案》。他特别指出要充分发挥大数据在电影制投宣发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建立一个权威、专业、全面，避免资本和商业化因素干扰的国家级电影大数据体系，从而有利于鼓励电影评论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艺术价值等多元视角出发，对营造良好电影创作风尚和舆论环境有长远裨益。王平久全国政协委员、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副总编辑发挥引领作用

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

20家外国出版机构与中国外文局签署备忘录

1月下旬，“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系’主题展：‘久久为功’品读书画中的中华文脉”在北京中华世纪坛艺术馆开幕，展览将持续至5月。2月24日，“大系”特展将走进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为当地群众带去一场视觉与文化的盛宴。褚超孚浙江大学出版社社长“今年‘大系’特展场次多，紧锣密鼓，横跨海内外，贯穿一整年。”浙江大学出版社社长褚超孚近日接受《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艺术与文化自古以来是不同文明交流的重要桥梁，站在新时代新起点，“大系”承担着新的文化使命，要为促进中国绘画乃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球化传播、共享与深度交流作出新的贡献。盛世修典赓续文脉终成“大系”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盛世修典”的传统，这是从国家层面彰显文治、传承文明、赓续文脉的一个重要手段。中国历代绘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承载着中华文明的演进历程，但因其脆弱珍罕，数千年来迭经离乱，万不存一。对全世界存世中国历代绘画进行全面统计整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抢救性图像采集和永久性档案记录，并在此基础上开展研究、利用，是一项关乎保存赓续中华文脉的迫在眉睫的工作。“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批准、高度重视、持续关注，并多次作出重要批示的一项规模浩大、纵贯历史、横跨中外的国家级重大文化工程，由浙江大学、浙江省文物局编纂出版。“大系”共收录海内外263家文博机构的纸、绢（含帛、绫）、麻等材质的中国绘画藏品12405件（套），其中国内藏品9155件（套）、国外藏品3250件（套），涵盖了绝大部分传世的国宝级绘画珍品；编纂出版《先秦汉唐画全集》《宋画全集》《元画全集》《明画全集》《清画全集》共计60卷226册，是迄今为止国内外同类出版物中精品佳作收录最全、出版规模最大的中国绘画图像文献集成。“大系”被列为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并被列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大系’项目的成功实践，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举国体制的优越性，其成果不仅是迄今为止最为全面、准确、清晰的中国历代绘画图像文献集成，更是对中华文化基因的传承、中华文化血脉的赓续，对于繁荣美术事业、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褚超孚认为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一，“大系”项目实现了对中国历代绘画图像的永久性留存与保护，建立起了浩大的历代绘画精品图像资源库。其二，为开展中华文明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切入视角和独特领域，是研究中国艺术史、文化史不可替代的“百科全书”，是以画证史、以画鉴今的资源富矿。其三，为推动两岸文化交流合作和世界各国文明交流互鉴作出贡献。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190余家境外机构收藏了“大系”图书。传世瑰宝“飞入寻常百姓家”2022年10月，在“大系”项目即将结项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批示，勉励项目组“继续深入挖掘中华文明赓续传承的基因密码，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积极贡献”。“做好‘大系’出版成果的传承传播，是我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思考与开拓。”褚超孚表示，“大系”让中国历代绘画穿越历史尘烟、突破时空界限，在新时代“流动”起来、传承下去，让艺术瑰宝“活起来”“用起来”，“飞入寻常百姓家”。如由“大系”转化衍生的图文短视频专栏“每日中华名画”，介绍传世名画的创作背景、艺术特色和画史影响，自2020年上线以来每日推送，至2023年年底已制作播出1216集，总点播量超4.17亿。“大系”纪录片《盛世修典》全网观看量破7000万。2023年9月1日央视《开学第一课》以“大系”文化传承工程为例溯源历史、寻脉中华，3日内总台自有平台总观看量达2.52亿，微博话题累计阅读量超52.3亿。“大系”成果巡展自2021年5月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先后在杭州、重庆、湖州、嘉兴、北京、宁波、石家庄等地密集展览，传世珍品由画入书，再由书入展，传统水墨丹青与现代数字科技深度交融。其中，中国国家博物馆“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成果展”持续一年多，参观总人数近400万。此外，浙江大学出版社积极推动“大系”美育普及进校园。依托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举办“大系”系列讲座、论坛和学术沙龙，为大学生思政类课程、师生党团建设活动提供基地；以“大系”编纂研究成果为基础，由“大系”项目团队主讲的“历代绘画中的中华文明”精品通识课程面向浙江大学本科生开放，受到欢迎；对接大学生志愿服务中西部计划，扩大以宣讲“大系”为主要内容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辐射面和影响力；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宣讲团建设，组建“大系”学生策展团队，推进“百生进百馆”等“大系”专项社会实践等。走出去丰富世界文明百花园“大系”项目在编纂出版过程中已构筑起广泛的国际化合作网络，通过出版合作、学术交流、举办展览等方式，讲好中国故事，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丰富世界文明百花园。18年来，“大系”项目组先后3次开展全球范围的中国古代绘画藏品图像搜集工作，先后得到海外14个国家141家文博机构以及广大专家学者的鼎力支持。历经10余年合作，“大系”已经成为项目组和海内外许多文博机构与众多学者共同追求的事业。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与考古学荣休教授方闻先生认为：“这是从艺术史作品实物开始，重建一门有中西文化比较性的中华文化史论说的一项标志性大工程……必将大大提升大学生和一般民众对视觉艺术欣赏和研究的水准，从而推动中国文化的当代复兴。”美国耶鲁大学艺术史系教授班宗华评价道：“‘大系’这套令人惊叹的精美书籍，对于世界最重要的艺术财富之一的保存、研究以及传播，正在作出无与伦比的贡献。她最终将成为一座纪念碑，标志着全世界的中国艺术和文化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自2012年以来，“大系”项目组已先后向美国国会图书馆、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英国大英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赠送“大系”图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原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赞叹道：“这应该是我见过的质量最好的中国古代书画图册。这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广将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自2022年以来，“大系”宋画特展已陆续走进英国伦敦、比利时布鲁塞尔、西班牙巴塞罗那、瑞士日内瓦、德国柏林、新加坡、丹麦哥本哈根、塞浦路斯尼科西亚等海外8个国家和地区，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深深打动了当地观众，引发热烈反响。褚超孚表示，下一步，项目组将全力推进“大系”图书海外宣传推广工作，适时举办相关赠书、展览、讲座等系列活动。编辑：刘子靖审核：韩阳●

浓缩故宫出版社40年发展历程的“汇流澄鉴：故宫出版社建社四十周年展”目前正在故宫博物院举行。在故宫出版社社长章宏伟看来，展览内容一如主题——撷取古人智慧，创新今人体验，而这也是故宫出版的精神所在。章宏伟

特稿｜习近平：文化传承创新的引领人2023年10月18日上午，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建设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的主旨演讲。新华社记者

2月1日出版的第3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个人退休后还能从事自己热爱的工作，那该是幸福的，中华书局原执行董事、山东大学特聘教授徐俊便是其中一位。从出版一线走向高校，从实践操练到理论研究，徐俊始终没有离开古籍整理出版圈儿。对于40余年的职业生涯，徐俊说：“我最大的兴趣就是中华传统文化，而这正是我始终从事的工作。”徐俊前不久，徐俊在古籍整理研究方面传来好消息，那就是其申报的“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史研究”课题，获得了202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对此，徐俊告诉记者：“我时常想起著名历史学家蔡美彪先生生前常跟我说的一段话：‘新中国学术成绩最突出的三个方面是：考古发掘、古籍整理、民族调查。’作为古籍整理出版业的一名老兵，我非常希望有机会为古籍整理出版行业和古籍整理学科，做一点总结和探讨。”徐俊认为，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有助于发挥古代典籍的保护传承、整理研究、传播利用的源泉价值，可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丰富厚实的内容支持。研究成果旨在文化传承“古籍整理”是传统的文献学与现代出版业对接形成的一个新的实践性学科。谈及“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史研究”课题背景，徐俊认为，经过70多年的探索实践，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在古籍整理学科和古籍出版行业两个方面的互动推进中，取得了超越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伟大成就，形成了一批标志性成果，基础性典籍都有了迭代新本。比如，整理出版了标点本《资治通鉴》、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中华大藏经》、《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新编诸子集成”等一系列代表中华文化的核心典籍，历史、哲学、文学、地理、宗教、语言文字、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领域重要的基本古籍，也都有了可供学术研究和读者阅读的现代整理本。徐俊说：“告别没有校勘标点的线装书，让中国文化的基本典籍都有随手可得的现代读本，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更加繁荣兴盛，不但出版数量超越过往，更在传世典籍整理出版之外，大力拓展整理出版范围。徐俊认为，当下在出土文献、域外汉籍、地方文献等方面已呈现新的出版合力，在全面实施《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的同时，正全力推进《永乐大典》、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这些都为打造新时代古籍整理出版标志性成果奠定了基础。基于此，“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史研究”课题的研究思路是，运用古典文献学、古籍整理学、出版学和历史学的原理和方法，对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主要方面进行系统性综合研究，形成关于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史的全景式综合性研究成果。徐俊认为，这种纵横交错的研究，有助于廓清主要史实，展示重大成就，分析成功案例，讨论存在不足，总结经验教训，展示文化贡献，研判发展趋势，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更为主要的是，这些专题研究成果便于与当下的古籍整理工作对接，探索新时代古籍整理出版目标方向和重点任务，为古籍整理出版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的学术支持。出古入新是传播传承前提2022年年初，徐俊从中华书局执行董事岗位荣休，入职山东大学文学院。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徐俊慨叹“幸运”，因为在他职业生涯的最后10年，经历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立60周年、《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发布40周年，以及中办、国办先后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等重要契机。这些契机用徐俊的话说：“让我深切感受到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深切感受到古籍整理出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之间确有莫大的关系。”因为教学的需要，传统文献学与现代古籍整理学科之间的关系是徐俊思考较多的问题。在将古代书籍史与现代古籍出版联系起来考量后，徐俊意识到其中贯穿始终的一对矛盾关系就是“传承”与“传播”，二者之间需要厘清定位。徐俊认为，“传承”与“传播”正好对应着传统文献学的“求真”与“求善”这一对矛盾关系，也正好对应着现代出版的两大功能——“传承”就是通过整理完整准确保存古籍的原貌，“传播”就是通过整理使之更加符合现代和未来读者的阅读需求；“传承”意在“求真”和“还原”，“传播”必须“求善”加“便读”。传统文献学中的这一对关键词，在当今文化传承发展的时代要求下，仍然不可回避。“因此，置于古籍整理出版的范围讨论文化传承发展，最重要的是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的挖掘与传播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徐俊表示，“我这样说，不是弱化以‘求真’‘还原’为目的的古籍整理工作，古籍整理出版要始终将追求还原古代典籍的准确文本面貌和精准阐释作为工作目标，这一点毫无疑义。但是我们要明确认识到，自古至今无论什么形式的出版行为，其核心要义都是‘传播’。”在徐俊看来，古籍整理有其无法改变的专业性，古籍整理出版作为现代出版业的组成部分，也有其不可改变的大众化和普及性。因此古籍整理出版要“出古入新”，要始终将满足和引领广大人民群众的阅读需求作为工作要求。“文化人”也应传承发展文化传承发展不只是“文化”传承发展，做这一工作的“文化人”也应传承发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文化传承发展的愿望。针对记者提出的这个议题，徐俊表示赞同。徐俊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以汗牛充栋的古代典籍为载体保存在书本中，更以人们日用而不觉的形式保存在民众生活中，需要出版人去引领、激发。文化传承发展的主体是人，一方面要有承担文化传承发展的专业人才队伍，另一方面文化传承发展不能自限在所谓“文化人”的范围，文化传承发展要普惠大众，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这是文化传承发展的目标，也是工作路径。从出版人到大学教授，一以贯之地传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徐俊从中收获了极大的快乐。对于兴趣与职业的关系，徐俊坦承：“我曾经说过，不管你进局的时候是什么样，最后都被塑造成中华书局人的那个样子。我自己的所谓兴趣，实际都是在中华书局工作中养成的。所以与其说是以自己的兴趣点为职业，不如说是将职业内化为自己的兴趣点。当然，两种情况的结果都是职业与兴趣一致，便是一件幸福的事。”目前，在山东大学文学院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徐俊，承担两个方向的教学和招生：一是敦煌文学文献学，另一是古籍整理出版理论与实践。借此机会能够将自己过去的实践经验条理化、学理化，形成系统的认识，是非常难得的机遇。更令徐俊欣喜的是，他将与曾经同在古籍整理出版岗位工作的多位同道，一起承担并完成“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史研究”课题。徐俊动情地说：“为我们一生奉献的事业，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是我们这一代古籍出版人的责任和愿望，这也是我们的共识。”编辑：路滢月审核：韩阳●

新华社北京1月30日电

周忠和是科学家，他46岁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目前是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他还是知名科普人，作为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知识分子》总编辑，周忠和投身科普工作已有30多年。《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日前来到周忠和的办公室，一摞摞科普图书首先映入眼帘。“我与科普工作结缘，是由一本杂志开始的。”围绕从事科普工作的过程与对科普出版、科普阅读的思考，周忠和徐徐展开讲述。周忠和担任《十万个为什么（第六版）》古生物分册的主编，图为2013年他与这套图书的合影。受访者供图由一本杂志与科普结缘时钟拨回至上世纪70年代末。彼时的周忠和还是江苏扬州江都中学的学生。犹记得班主任为班里同学订阅了一本名为《化石》的杂志，当时能读到的课外书并不多，这本杂志成为周忠和古生物学的启蒙。读研究生时，周忠和从《化石》的读者变为作者，开始撰写科普文章给《化石》投稿，还曾一度连载好几期。在周忠和看来，科普工作能够弥合科学研究与公众了解之间的隔阂。从1990年在鸟类化石上有了一些发现之后，周忠和开始接受中外媒体采访，介绍科学研究的最新进展。“新闻报道也是一种科普形式。”周忠和认为，记者把科学家的发现与成果写出来普及给公众，而他自己也在与媒体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锻炼了将专业知识用通俗语言介绍给公众的能力。“科学家做科普不是不务正业。”周忠和表示，希望通过在科普方面所作出的努力，能够唤起更多人对科学的兴趣，为提升国民科学素养贡献力量。科普同时能够推动学科发展，让更多人了解这个学科，提升公众对科技创新的参与度与获得感。《光明日报》《科技日报》《人民政协报》《文汇报》……周忠和百余篇科普文章见诸媒体，得以广泛传播。“每当听到有人对我说是读了我的科普文章，或者听了我的科普报告走上科学研究道路的，就是我特别有成就感的时刻。”周忠和表示，如果说科学家做科普最大的“障碍”，就是要与时间“斗争”，平衡好科研与科普之间的关系。“科普创作是科学普及的源泉，但科学家的本职工作毕竟是科研。科普图书的未来，关键在于发掘与培养善于写作的科学家。”他告诉记者。科普出版应有“分”有“合”2021年，北京高山科学促进中心与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系主任吴国盛牵头发起“高山科学经典”项目。该项目邀请多位科学家推荐科学书籍，形成100部《高山科学经典》书目，周忠和参与其中并导读首本推荐书籍——由苗德岁翻译的《物种起源》，用自己的力量鼓励读者多读科学经典。“这些推荐书单发挥了指挥棒的作用。”周忠和表示，近年来我国科普出版特别是少儿科普出版质量整体提升，但依然存在着原创经典作品不足的问题。分析其原因，与国家整体科技水平、经济基础、文化环境、人才队伍等均有关系。从科普创作来看，周忠和认为，优秀科普图书的作者不一定非是“大家”，不妨多关注鼓励国内青年研究人员的创作。当然，好的科普创作也有共性，那就是对科学知识要有一流和专业的理解，同时有“文理兼容”的思维与文采。从科普出版角度，他则建议做到有“分”有“合”。“分”即分众化。就像做一场科普讲座前要清楚听众的年龄与职业，科普出版也应根据受众不同而有所区分，有写给少年儿童、普及科学知识的读物，也有适合成年人阅读、人文与科学相结合的深度科普读物。“合”即深融合。既包括科普创作者“文理兼容”的思维，对跨学科知识的融会贯通，也包括出版形式上的合作探索。比如湖南科技出版社与科学传播新媒体平台“赛先生”合作，推出的由免疫学研究者商周创作的《孟德尔传：被忽视的巨人》与《詹纳传：疫苗的使者》，就成为这方面的成功探索。“以读者为中心，经过市场检验，实现既叫好又叫座，才是成功的科普出版。”周忠和表示，优秀科普图书不但专业知识扎实，同时具有文学表达的能力，要能够把蕴含在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人物、社会、文化背景娓娓道来。科普应被放在宏观的人文历史环境中进行阐释，科普出版不仅要传授科学知识，还要重视传递科学精神、科学思维与科学文化。由此，在推动科普出版精品化方面，周忠和还强调图书评论的重要性。“书评是科普图书面对市场的关键环节。”他表示，特别是科学家的专业推荐，既能够帮助读者理解书中的内容与思想，也是进一步深化科普工作的重要途径。科普阅读传递人文精神近年来，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围绕科普阅读开展了一系列活动。2023年4月，协会启动“科学阅读推广大使”系列品牌活动，以“科学阅读推广大使”为引领，推荐优质科学阅读书单，开展线上线下科学阅读推广，带动广大公众参与到阅读中来。“提升全民科学素养，科普阅读的重要性无法替代。”周忠和表示，对于目前琳琅满目的科普推荐书单，他建议评选标准一定要清晰明确，让读者能够读到好书，切实发挥好书单引领科普阅读的重要作用。在他看来，科普阅读的重要性在于培养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的好奇心与提问能力，持续保有对科学的兴趣。好奇心往往能为探索发现提供原始动力，此外，具备“求真”“探索”“质疑”的科学精神，应是科普阅读需要实现的目标。大科普时代，科学与文学、艺术结合，形成更为多元化的表达方式。数字时代，科普与新型传播形态的融合让短视频、直播等成为科普工作者需要适应的新阵地。1月3日，周忠和与吴国盛、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李斌一起读《詹纳传：疫苗的使者》，畅谈疫苗发明人爱德华·詹纳的科学人生，也由此完成了抖音直播的“首秀”。“有一位前辈曾说我当过运动员、教练员，现在更像啦啦队员了。”周忠和笑言，自己做科普时是“运动员”，担任科普图书主编像是“教练员”，现在呼吁院士以及其他领域的专家来编写科普图书，倒像是“啦啦队员”了。无论是哪种角色，周忠和都希望能在有限的时间里以更高效的方式做有意义的事。推荐图书、担任主编、撰写序言和书评，周忠和这些年与出版单位联系紧密。谈及今后是否有要出书的创作计划，他坦言若时间允许，期待能尝试撰写适合青少年阅读的短篇科普散文。如今，科普日益成为各国展现科技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周忠和以自己所从事的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为例，指出面对人类共同关注的科学问题，科学传播能实现通过知识的普及承载与传递人文精神。伴随国家对科普能力建设的重视，科普出版迎来发展机遇。“尽管受到互联网冲击，但出版行业仍应坚守精品内容，多推出让读者读后真正有所收获的精品力作，构建健康有序的良性发展生态，从而担负起文化传承发展的新使命。”他如是说道。编辑：刘子靖审核：杨为民●

新华社北京1月15日电

策划《三言》新注全本、责编《汤显祖全集》、推出“大家小书”、力推《北上》……荣膺2023年度“北京学者”的北京出版集团出版传媒研究院执行院长、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以自己30余年的出版实践，证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滋养创作出版的“宝水”。韩敬群在办公室审读书稿。1月3日，韩敬群在北京出版集团四层堆满书稿的办公室接受了《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采访。肯下功夫方能“毫发无遗憾”作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研究生，1991年，韩敬群一毕业就进入出版业。彼时，他以傅璇琮等前辈作为职业目标，立志成为像周振甫、傅璇琮那样的学者型编辑。如今翻看自己当年入职培训写的文章《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纸页虽已泛黄，但是对于编辑这份职业的初心未曾改变。着手策划《三言》新注全本，是在韩敬群入社第四年。有感于当时市场上全是《三言》的删节版，缺乏好的校勘注释全本，韩敬群便邀约北大陈熙中、吴书荫和张明高三位老师做《三言》的新注全本。“编辑的过程，相当于重返校园上小课。老师们治学的严谨细致、绵密的考证功夫，皆能从书稿中深刻地感受到。”韩敬群坦言，这番编辑历练，让自己明白“读书要多”“藏书要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在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上，将其更好地传承下去，这是出版人的责任与义务。”“时下的年轻编辑，这方面的案头功夫省不得，更要加强。只有功夫到家，才能挖掘出有价值的选题。”韩敬群坦言，与自己入行时相比，现在的出版单位更要在相关出版人才培养方面做好规划，“文化传承要靠‘承’，赓续文脉要靠人守护，做事关键还得靠人、靠人才。”“毫发无遗憾”，这是韩敬群一直倡导并坚持的编辑风格。看稿过程中，凡是不明白的东西，他都会一个个去查，搞明白、弄清楚。因为对手头编校的一部书稿中的一些出处存疑，韩敬群刚入手了一套中华书局的《明史》，特意翻找查阅相关资料，校勘书稿中的讹误。“做编辑，要善于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正如古人所说‘一事不知，儒者之耻’。”汇聚“大家”写“小书”“文化传承，要在‘传’字上下功夫。作为出版人，要通过我们的努力和作为，邀约我们这个时代的顶尖学者、专家等，通过深入浅出、平易近人的写作，有效地触达普通读者，让他们喜欢读、愿意读，读有所思、读有所获。”正是秉持这样的出版实践观，韩敬群策划推出了北京出版集团经典人文社科产品“大家小书”系列丛书——“大家写给大家看的书”。“当初策划出版这个系列，固然与我们对自有可供资源及市场需要的分析有关，也与我个人成长、受教育的经历相关。”韩敬群回忆自己上中学时读到的历史学家吴于廑写的《古代的希腊和罗马》（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一本三毛九分钱的小册子，把遥远的爱琴海和亚平宁半岛数千年前的往事演绎得神采飞扬，有如杜甫笔下的‘褒公鄂公毛发动，英姿飒爽来酣战’。”“如今回看，我们国家一流的前辈学者扎扎实实地做了很多文化积累和普及的工作。”在韩敬群看来，很多人的著述随时间流逝，历久弥新，完全可以再生利用，“让它们持续影响一茬茬读者。”在与袁行霈先生的沟通交流中，韩敬群对于“大家小书”的产品规划也愈发明晰，“所谓‘大家’，即书的作者是大家，书是写给大家看的读物；‘小书’，则指篇幅短、姿态低。”采访中，韩敬群特意去找出“大家小书”第一辑中的《文言津逮》送给记者学习，“张中行先生这本书，是一本非常适合初学者的深入浅出的文言文入门读本”。“最初策划有关中国文化方面的系列时，我们希望丛书能够涵盖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涉及文学、历史等，而作者都应该是第一流的大家。”韩敬群表示，从现在的出版情况看，这些著作多是出于代表各个时期传统文化研究方面最高水准的大家之手。自2002年推出以来，“大家小书”出版品种已超过230种，以“小”而“常青”的市场表现，证明“好书不厌百回读”。秉持“美成在久”的出版理念“美成在久”，韩敬群始终认为，无论是对于写作者还是出版者，无论是从事创作还是出版，都需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与践履，必须克服那种克期完成的急功近利的急躁心态与做法，“推动文化传承，更要秉持这种出版理念和心态”。他以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北上》为例。这部当时他和徐则臣等人在咖啡馆里“碰”出来的选题，聚焦当时还未被广泛认知的京杭大运河。创作期间，韩敬群等人陪同徐则臣多次实地走访运河，拜访专家学者，翻检史料典籍。韩敬群还建议编辑买来龚自珍的《己亥杂诗》刘逸生注本，大家一起看，吸取营养融入作品。“《北上》以京杭大运河为书写对象，借一条大河的新生写民族的顽强奋进，让读者看到‘一条河活起来，一段历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韩敬群感慨道。在2023年11月举行的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现场，韩敬群以获奖作品《宝水》为例分享道：“人民的生活就是滋养作家创作的‘宝水’。真正扎下去，深潜进去，做足功夫，你会有自己饱满扎实的收获与呈现。”在他看来，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样是滋养创作出版的“宝水”。“徐则臣获郁达夫小说奖首奖的短篇《虞公山》，就是从《聊斋志异》里汲取的灵感，让我非常惊喜。”从业以来，韩敬群始终倡导并扶持当代原创文学的创作与出版。在他看来，原创文学堪比出版的“骊龙之珠”，最能反映一个民族文化创造的活力。而根植于传统文化沃土之上的原创文学创作更能凸显民族文化的深度和广度。但这需要足够的耐心和时间来培植，“如果我们方向正确，又有足够的忍耐与坚持，我们终将收获记录伟大时代、书写家国情怀的‘黄钟大吕’”。编辑：路滢月审核：杨为民●

开栏的话2023年10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正式提出和系统阐述习近平文化思想，这在党的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反映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方面所做的工作和有关思考，本报今起推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文化传承发展大家谈”专栏，邀请一线工作者畅谈对文化发展、文脉传承、文明进步的所思所想，展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的使命担当。学者刘跃进有“两多”：一是身份多，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学评论》《中国文学年鉴》主编，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中国文学卷副主编、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等；二是著作多，他著有《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秦汉文学编年史》《门阀士族与文学总集》《中古文学文献学》《古典文学文献学丛稿》《秦汉文学论丛》《文学史的张力》等学术专著。最近，刘跃进又多了一个身份，那就是《新时代万有文库》主编。刘跃进2023年12月26日，刘跃进在辽宁出版集团举办的《新时代万有文库》统稿会上提出，《文库》的定位应突出“普及性的提高、提高下的普及”，所收典籍兼具学术性、时代性、民族性，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在整理方式上，接近读者，惠及社会。这不是刘跃进第一次提出这样的主张，他在同时主持并担任主编的“《文选》研究丛书”“杜甫研究丛书”“《楚辞》研究丛书”三个重要出版项目中，同样秉持这样的学术理念。这种坚守源于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价值的认识和传承文明的一种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才能立得住、站得稳、行得远。”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让人振奋。刘跃进表示：“古典文献是我非常感兴趣的领域，结合自己的专业和兴趣，积极推进优秀项目实施，最大程度地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一直是我最大的愿望。”古籍整理出版是文化自信的基础理想变为现实的标准是什么？那就是以高质量学术成果回馈社会。近些年来，刘跃进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魏六朝集部文献集成》的核心课题成果屡获出版界荣誉。其中，《〈文选〉旧注辑存》（凤凰出版社2017年出版）总计1000万字，荣获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汉魏六朝集部珍本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出版）100册，荣获全国古籍出版社百佳图书（2019年）二等奖。在此基础上他主编的《〈文选〉文献丛编》、“《文选》珍本丛书”（凤凰出版社）两套丛书，同样受到学界、古籍出版界赞誉和关注。“古籍整理与学术研究是面向社会、服务国家的一项重要工作，它可以为我们的文化自信提供坚实的历史依据和充分的人文底气。我认为，‘《文选》研究丛书’的意义在于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章学的永久价值和现实意义。对此，我在这些著作的前言中作了比较充分的阐释。”刘跃进说道。谈及新近担任的《新时代万有文库》主编工作，刘跃进坦言工作量更大，第一辑就收录了50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经典。不同的是，“《文选》研究丛书”“杜甫研究丛书”“《楚辞》研究丛书”这三个项目，都是围绕着一书一人展开，而《文库》则是集成性丛书，范围更广，规模更大，更有现实意义。针对怎么理解《文库》的“普及性的提高”与“提高下的普及”的关系，刘跃进说，《文库》是在吸收《万有文库》《新世纪万有文库》出版经验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和创新。譬如，《万有文库》和《新世纪万有文库》中的古籍整理本大多是“白文本”，便于读者直接阅读古籍原文，使其“知其然”。《文库》的编纂，则是坚持“追本溯源”原则，注重探寻中华传统文化各个领域具有根脉性的核心文献，力争选择最早、最好的版本，最权威的注释，给读者提供最便捷的经典读本，使其“知其所以然”。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说：“在这里，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而这种提高，不是从空中提高，不是关门提高，而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需代代传承典籍的社会价值在学界，刘跃进的学术关注点宽泛而深入，这得益于46年前叶嘉莹先生的诗词课为他播下的古典文学火种。当时，刘跃进是南开大学本科生，至今他还记得叶先生的那句诗：“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他要像叶先生那样，继续传播文学的梦想。工作后，刘跃进积极组织杜诗读书会、学术研讨会，策划主编的“杜诗宋元注本丛书”（凤凰出版社出版）、《杜集珍本文献集成》（宋元卷第一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杜集旧注辑存》（整理资料阶段）三套丛书，陆续成为杜诗研究领域的基础性文献。“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些来自2000多年前《楚辞》中的金句，如1000多年前的《文选》一样，同样吸引着刘跃进的目光。刘跃进告诉记者，《楚辞大典》（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主要收录屈原的作品以及历代注释、考辨与研究等相关论著。《近现代楚辞研究集成》则包括20世纪楚辞研究论文汇编、20世纪民俗/民间文学研究论文汇编、现代楚辞论著集成等，构建“楚辞文献资源库”也是他的梦想。在刘跃进看来，通过这样的工作可以把中华优秀经典文献的早期状态，系统地、完整地呈现给读者。让典籍的社会价值代代传承，并在传承中惠及广大读者，这是实现“第二个结合”的必然要求。学术研究不仅是学者个人的事业，也有一个“为了谁”的问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明确为谁立言，这是我们从事学术研究的根本出发点，也是最终落脚点。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一定要关注社会；从事人文学科研究，自然应有人文情怀。只有关注时代、关注社会、关注民生，我们的研究才能和人民群众的需求统一起来，才能更有效地实现文学研究的价值，才能更深刻地彰显学术成果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刘跃进说：“我们的研究成果，我们的普及工作，其意义还不仅仅是传播文化知识，更是传递一种理念、一种理想，甚至可以说，是在从事一项民族文化集体认同的凝聚工作。由此可见，顾炎武倡导的‘文章须有益于天下’，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从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的工作者，要不断地强化学养，加深对传统文化精华的理解，拿出实实在在的成果回馈大众。”“传世书”需多方共同努力作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刘跃进对古籍出版研究界的情况比较熟悉，及时跟踪学术热点。譬如，如何全方位地推进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现代化，让传统文化类图书选题守正出新，使其成为流传后世的文化财富，就是他近期思考的问题。刘跃进认为，实现这一目标需多方共同努力。一是国家相关部门需要制定科学合理的科研成果评价考核制度，尊重古籍整理工作的规律，承认传统文化研究的价值，让他们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以编纂出版“传世书”为重要目标。二是传统文化研究者、整理者要真正沉下心来，耐得住寂寞，坐得住板凳，不骄不躁，踏踏实实做出有含金量的成果。三是出版界也要转换思路，避免短平快的操作方式，将目光由短期效益转向长远效益，努力打造“长销书”。四是监管部门在严把市场关口的同时，应该给予政策支持，让更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图书选题能够具备实施条件。五是作者和读者互动提升，进一步倒逼图书市场优胜劣汰、良性发展。“文化发展繁荣是一个多维互动的复杂过程，图书在其中起到特别重要的枢纽作用。比如，辽海出版社不仅推出《新时代万有文库》这样宏观性的丛书，还立足于区域文化资源，策划出版了《八旗文献集成》《清代东北流人文献集成》等具有地方特色的古籍整理图书。这种立足地方、面向全国的发展思路值得借鉴。”刘跃进如是说。编辑：路滢月审核：杨为民●

新华社北京12月31日电

近日，中央宣传部办公厅印发通知，公布2023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根据《中央宣传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3年主题出版工作的通知》，各地区各部门各出版单位组织报送主题出版选题2378种。经评选论证，最终确定2023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170种，其中图书选题150种、音像电子出版物选题20种。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宣传部和出版单位主管部门要紧紧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围绕贯彻党的二十大关于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落实政治责任，切实增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主题出版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推动主题出版高质量发展。要对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的出版发行工作进行全流程指导，出版前认真组织做好全面审读把关，切实提升内容质量，督促出版单位按时高质完成重点出版物出版工作。通知强调，承担重点出版物出版任务的相关出版单位要把好出版导向关，提升精品意识，严格遵守重大选题备案等规定，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切实抓好重点出版物组稿、编辑、校对、印制、发行等各环节，确保出版质量。正式出版时，可在出版物封面或外包装上标注“2023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字样。据了解，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对此次入选的重点出版物给予专项支持，出版单位应按照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要求做好申报工作。中央新闻媒体集中宣传报道2023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各地区各部门要组织好本地区本部门重点出版物的宣传推介工作，各地书城、书店设立专门区域集中展示展销重点出版物，对读者购书给予优惠，组织形式多样的推广活动。网络书店可根据自身特点，开展相关重点出版物展示展销活动。编辑：刘一文审核：杨为民、韩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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